汪榮祖 |《清史論辯》自序

编者按：2026年9月，聯經出版推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Professor Emeritus）汪榮祖最新著作《清史論辯》，直面「新清史」爭議、重探清代歷史定位。近年以來，「新清史」學派強調滿洲性格與帝國邊疆，主張清朝並非傳統中國王朝，而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多民族帝國，甚至否定其作為「中國朝代」的歷史定位。對此，作者以大量史料與制度分析提出系統性回應，主張清朝乃中國歷代王朝承續的一環，其統治成功，正在於對中華制度與漢文化的吸納與融合，非以「征服者」自居。書中不僅討論滿漢關係、中央集權、多民族帝國與漢化問題，更進一步觸及現代中國疆域、民族認同與歷史敘事等重大議題，為作者對清史研究的總結，也是一場關於「中國是什麼」的深刻歷史論辯。在歷史詮釋與身分認同爭議激烈的今日，本書談的不僅是清朝，更是一部回應當代中國史觀之爭的重要作品。

汪榮祖教授，1971年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三十一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Routledge)等，中文專書《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史義通說》等，以及中英文論文和書評多篇。

本文為《清史論辯》作者自序，經作者與出版社授權，書評特別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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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夷夏，漢唐之胡漢，更無論五胡之入主華北。將胡人政權視為「征服王朝」，是現代西方觀念，一個獨立的國家征服另一獨立國家，如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征服了印度，建立殖民政府。而中國之天下，非泰西列國態勢，漢人政權雖多，也有不少胡人與漢人爭天下，在中原建立中國政權，豈是殖民政府？指為征服王朝，乃是擬於不倫、魚目混珠，國人實不必盲目相從。蒙元取代趙宋，朱明取代蒙元，大清又取代朱明，非一朝征服另一朝代，而是延續三千年朝代之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漸染漢文化而漢化，未嘗更改中華帝國基本的體制。南北朝處分裂之世，北魏拓跋族孝文帝之漢化尤其徹底，昭然於史冊。鮮卑與漢族共治組成「關隴集團」，經過長期分裂之後，隋唐重啟中華帝國的再生。唐太宗有鮮卑血統而不失為中國的英主，名曜青史。唐代許多宰相與軍隊，音韻學家如陸法言、詩人如李白、以及晚唐三大家都有胡人的血統，無不融入漢文化的洪流。滿族之漢化，誠事勢之必然，是即王夫之所謂：「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1在中國歷史上，清朝絕不是第一個多民族帝國，兩百八十九年的唐朝，豈非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但清朝卻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最成功的案例，而其成功多因不以征服者自居，乾隆二十六年有上諭有言：「第念滿漢大臣中有年逾七旬者，雖神明不衰而筋力亦宜體恤，自後遇朕在養心殿召見時，俱令其內右門出入，以昭優眷」，固未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又多歸功於漢化，而滿族的漢化，於今視之，已非常徹底。滿文化的要素，如薩滿教幾已在中國銷聲匿跡，如滿語已非絕大多數的滿人能說，如騎射早已成為古董。流傳的遺風如旗袍，也漸已式微，或非復原樣。滿人在文化上與漢人也難辨別。

滿族不可能單憑八旗武力「征服」明朝，更非勝利的關鍵。清朝得以取明朝代之，多歸功於漢人李自成，闖王攻陷京師，覆明於前，漢人吳三桂引敵入關，大清遂乘虛而得天下。愛新覺羅氏以少數族群成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為傳統帝國所僅見，更多得助於漢將與漢臣。即使在入關之前，滿漢兩族的關係已很密切，貿易來往不輟，技術、政務，以及製造槍炮都有賴於漢族。皇太極尤起用漢人，有不少出任高位，如范文程早於一六一八就已出仕。滿洲在遼東的獲得全勝，若謂其戰力之強，毋寧說是明軍防禦之弱。最後入關得力於漢將吳三桂，清軍未必能打敗吳三桂與李自成的聯軍。清朝入關之後，西討南征也多有賴於如洪承疇等降將。建政之後，入境隨俗，建立帝制，政治與社會的漢化，可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理性化其統治的例子。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er）更闡釋新儒家對清朝官僚體制理性化的貢獻。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若干美國研究清史學者，別立異說，強調清朝的滿洲性格，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將漢族等同中國，然後切割滿漢，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因而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而已。按此邏輯，清朝就不是中國的朝代！此說新穎，儼然成為學派，號稱「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美國以外，也頗有風從者，如日本的杉山正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姚大力。但是學說或理論不一定正確，錢鍾書先生有言：長篇理論往往是空言禁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錯誤的學理，更能吹皺一池春水，必須正本清源。

新清史論者以漢人等同中國人，以族群認同等同國家認同，於是滿、蒙、回、藏皆非中國人，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中國乃清帝國一部分的奇論怪說。於是演為清帝國是一「多重人格的政體」（political schizophrenia），有異於中國的朝代，也就是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所以把清朝轉化為現代中國，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誣史」（ahistorical）！彼輩否認漢化、否認大清是中國朝代的事實，無視清朝十帝，不僅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且強調是合法的中國皇帝，如康熙在遺詔中稱自己是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之一，而且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無疑是清朝首屈一指的政治中心，而新清史卻要抬高奉天與熱河的政治地位，視為次京，以示有別於明朝；又強調清皇室未尊嫡長子繼承制以示有別於前朝；又將中央集權的清朝說成「分割而區域化的皇家制度」（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以示有別於前朝；以滿人信薩滿教來斷言清朝有自己的文化，而非漢文化，以示有別於前朝。按薩滿教始自金朝，滿人雖奉教惟謹，吉凶禍福依之，然薩滿教所主之神，因族而異，以愛新覺羅而言，春秋兩季大祭於堂子，所祀諸神包括釋迦摩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等。努爾哈赤又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建佛寺、道觀、玉皇等七大廟於興京。至遲到皇太極時，已與藏傳佛教，民間稱之為喇嘛教，來往頻繁。滿洲所行者，乃極為包容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絕非如新清史所說，分割而區域化的情狀。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成功正因其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勝過蒙元政權。清朝雖不是漢人的朝代，但基本上上繼中央集權的漢制，難以否認。更妙的是，新清史將慈禧違反祖制垂簾聽政，與恭親王合作，說成重複清初太后與親王作的滿洲傳統。最後圖窮匕見，在新清史眼裡，蒙古、回疆、西藏各自有其認同，都不應屬於今日之中國！罔顧歷史事實，大肆呼應大清承繼北元之說，妄想裂解中國之用心，不可謂不詭詐。

滿族原是女真族，女真曾建立中國的金朝，為蒙元所滅，明取元朝代之，女真臣屬於明朝，設建州女真於大明之邊疆，接受朝貢，原有臣屬關係，清朝興起後多諱之，實錄於此多有隱晦，如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實錄有上諭曰：「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然殘存的《明清檔案》有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十月初十日就有上大明皇帝奏本，自稱「大明為君，而金國為臣」。清代明龍興之後，於前明的君臣關係，覺得很不光彩，故於實錄及相關文獻雖多所刪改，但文證未盡湮滅，青史沒有成灰，欲蓋反而彌彰。然則，明清代興乃中國朝代的更替，何來外國征服中國之謬說？

滿族崛起於明屬遼東，始於努爾哈赤（Nurhachi），他首創八旗制度，由八王共治，初無意於帝制，其意在其身後，由八和碩貝勒，共議政務，庶免失誤；然以其本人的強勢，實已凌駕八王之上，其個人的中樞決策，諸如和戰、升黜、遷都等大計，無不獨斷，不免破壞自創的共議之制。皇太極改號曰清，更建旗辨色，其後歸附日眾，仍析為八，以本部為滿洲，蒙古部落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十二旗，制度始備。入關之前，八旗制度有利於各族之間的聯繫，滿漢雜居，同耕共食，恩養歸附漢人，不少漢戶編入漢軍八旗，無論生產或戰鬥都可發揮作用。自天聰八年（一六三四），歸降的蒙古人編入蒙古八旗，所以八旗制度非僅限於滿族。

努爾哈赤生前自領兩黃旗，皇太極領正白旗，但皇太極繼位後改領兩黃旗，將之據為己有，而由多鐸領正白旗。皇太極的改旗，意在改革八旗制度，增長其個人權勢，已有走向中央集權的跡象。入關之後，取代朱明帝國，仿效明制設文館，又將文館轉化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內國史院，主三院事者即「內閣大學士」（滿語bithei da）。內閣設立六部，繼承明代的中央集權制，勢必與固有的八旗制度發生內部的緊張與矛盾。攝政王多爾袞重用漢臣，更加集中政權，不免漢化了努爾哈赤初創的舊制。洎乎明朝漸趨衰微，遂與關內的明朝爭奪中國之天下，以宣揚明廷之惡，為爭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不異於周武之取代商紂。順治入主中國稱帝，啟動有計劃的漢化工程，中華帝制愈來愈凌駕於滿洲舊制。皇帝獨尊，顯然已非八旗共治的局面。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鞏固北疆，以中國名義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首次確定中俄國界，開創龐大而穩固的多民族國家，完成中華帝國的又一次的大一統。

順治已繼歷朝皇帝祀孔，尊為至聖先師，康熙重儒，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通行海內外，尤重理學。理學起於北宋周程張三氏，喜談性理，集大成於南宋朱熹。程朱與陸王分為兩宗，康熙重程朱而不重陸王，躋朱熹配祀十哲之類，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御批資治通鑒綱目》等書，意在砥礪廉隅，納天下士子於軌物之中，以綱常明教落實君臣大義。此非徒托空言，見諸行事，詔命保薦經術之士。康熙一朝，程朱理學名家如魏象樞、魏裔介、熊賜履、張伯行等輩出。魏象樞（環極）崇禎舉人，在順治朝第一批進士之列，官至康熙朝刑部尚書，樸誠如寒松，於明亡後，未以南明為合法政權，而認同新政權的理學家。魏裔介（石生）也是崇禎舉人，也是順治三年進士，專治理學，深受順治器重，裔介亦「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之恩」，官至大學士，剛正不阿，到康熙十年才告老還鄉。熊賜履（敬修）則是順治十五年進士，曾疏請康熙「乞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諉為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以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為促康熙全面漢化之功臣。康熙十四年為翰林院掌院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賜履直聲，不畏鰲拜權勢，直陳朝政弊端，提出應對方案，因深得康熙賞識。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南巡，「賜履迎駕，詔對良久」，康熙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康熙四十八年，熊賜履病故，得報有硃批道：「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 爾還送專禮去纔是」。至康熙五十五年，又宣聖旨要李煦與江南織造曹頫照看熊氏後人，曹頫親往熊家看視後奏報「長子熊志伊風痰時發，次子志契年九歲，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家中粗可過活，奴才先送與銀兩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理合具摺奏聞，伏乞聖鑒」，康熙硃批說「好，知道了」，足見康熙對漢臣熊家關懷備至。誠如《孟子．離婁下》所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仁臣忠，清帝施漢臣以禮，漢臣事清帝以忠，滿漢之界遂因儒家君臣大義而淡化。

張伯行（孝先）康熙二十四（一六八五）年進士，任福建巡撫時，曾「疏請蠲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最後官至禮部尚書，清廉耿介，深得康熙賞識。湯斌（孔伯）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直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希望亦傳「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以「昭示綱常於萬世」。康熙時授翰林院侍講，參與修纂明史，官至工部尚書，以操守廉潔，狷潔如月聞名。陸隴其（稼書）康熙九年（一六七○）進士，歷任知縣，以愛民清操自守，革除陋規，務農重穀。主義理不離事物，所以尊朱闢王，強調居靜窮理，力求務實，庶免玩物喪志，始能經世致用。李光地（晉卿）出生後兩年清已建政，認同清朝，更無懸念，於康熙九年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行事慎重，在閩時逢三藩之亂，堅貞不屈，深得康熙信任，又力薦施琅收復台灣。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授翰林院掌院學士，任經筵講官，奉命續修《朱子全書》，以修得儒學無尚的正果，稱朱熹盡得先聖家法，雖推動朱學最力，但不廢陸王，以為可以攻錯，歸之務實。崇尚理學的儒生，自晚明入仕於清，為順康兩朝高官者，不下十六人之多，皆立身正直，認同新朝。後人多知清初勝國遺老，因夷夏之辨，不肯仕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尤著名於世，然有更多儒家學士，視李闖順朝為寇仇，而以崇儒之滿清為效忠之新朝，足見文化認同重於族群認同也。康熙開儒學一代風氣，以孝治天下，凡丁憂官皆不便留任，極重儒臣品藻，「理學因而昌明」。皇帝與士人、庶民一起以修身為本，御著《幾暇格物編》，與名儒碩學相較，不遑多讓。惟康熙不從理學家輕武備、詰邊功，而於武備與邊功，皆有大成。例如李光地薦施琅征台，收台後卻主張棄台，康熙固未從理學家之迂腐。雍乾儒學已甚篤信謹守，趨於一致，甚少爭辯，一如隋唐而後，行科舉制度，沿用明代八股取士之法，直到二十世紀之初。

康熙於十七世紀後半葉與十八世紀初，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