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上）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下）

作者按：黄政（1935.10.01-2025.09.29），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右派、劳教分子、林昭同案、苏州疾控中心退休干部……

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们敬爱的大哥。为纪念去年9月29 日离世的黄政，我写过一篇访谈录《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还写了《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作为这个纪念系列的第三篇，本文写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为什么会在访谈冤案之后，还会去寻访家史？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是私人生活，没有那么重要。而我的出发点是这样：黄政的厄运，是从他父亲黄尔恒在肃反前被审查开始的。父亲的过往，仿佛是一种原罪，他因此被抛出生活常轨，被开除团籍，被划右派……他对现实的疑问由此开始。那么，他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黄政的父亲被关押至死，没有结论，黄政亲自去处理了他的后事。当他遇到林昭时，他们两位都是失去了父亲的人。他们怎样看待父亲的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他又有哪些影响呢？

还有，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这种“罪”是怎样设定的？我觉得，相对于五七幸存者的叙事文本，在一九五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扫荡的人，除了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等显著大案，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样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后果，他们的故事应该浮出水面，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声。

当我问及黄政的弟妹有关其父的情况时，我也认识到，他与儿女们关系并非简单。你难以用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解释，也难以用政治上的红与黑去判断。但是，就像那些在镇反、肃反中被网罗的许多年长者一样，运动的决策者，并不在乎他具体的经历是非。当他作为曾在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工作过的官员被立案拘捕，他身后的妻子和儿女们，在时代的巨潮席卷过来时，怎样存活下来呢？

有关当代史的正统叙述通常是围绕事件展开，在官网的编年史里，可以读到高层的决策、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利害得失；至于政治运动的代价——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数字符号取代，消失在无名的百分比里。而当家庭的支柱被拆毁，长辈沉入政治的黑洞，他们的后人命运如何，这是我想知道的小数点后面的故事，也许，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生命纹理。

黄政劫后寻亲的故事，是在这个层面上感动了我，他找到失散数十年的弟妹，向父亲奉上为人子女的纪念，他用自己对和平与安宁的感受，鼓励后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维护人性和亲情连接的角度回看时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同样，即使社会的正义迟迟未到，个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抚平创伤，重建记忆。这是他弥合历史伤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给亲人的精神遗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表明：每一个蒙难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档案。

引子

2025 年9 月5 日，黄政去世的二十四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亲眷来到他病室床前，砀山的三弟黄钦及上海的小弟张建中拉着他的手，小妹杨志琴用手机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病重的黄政，气力不足，说话很慢，我听到他说：……大哥没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说：你是最好的大哥。

长长的鼻胃管，从他耳边绕过，在鼻孔边固定。他心里可能明白，这是此生的诀别。他回答小弟说：……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后你们，能够找到……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没有力量……

妻子陈淑玉安慰他说：……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纪这么大了，都赶过来……

这段视频仅有四十六秒，却浓缩了一个大家庭儿女们悲欢离合，我对黄政家事的寻访，也是从这段视频开始的。

一《牧马人》式的情缘

1985 年春，黄政刑满释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自己还是单身一人。

1982 年，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年轻的朱时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许灵均，面对那阴差阳错而要求留下的四川姑娘，他别过脸去，艰难地吐出四个字“我－是－右－派”。当他回过头来，一个时代的劫后余生者，经历了一场泪水的昭雪。一时间，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右派清白无辜，有权利重返社会，享有婚姻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纳了被耽误了青春的右派归来者，但黄政的妻子陈淑玉却是这样。她在浙江丽水工作，有过中医的职业训练，是企业法人代表，独立开有诊所，此时还是单身。她说，看了《牧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这种人，哪怕他瘫痪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1985 年“五一”假期，陈淑玉经亲友介绍与黄政见面，黄政那时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里，黄政是那样清清爽爽的一个人，个子高挺，模样端正；既有军人气质，做事情又很细腻。他给她寄东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缝的，针线活挺好。更不必说，这个人因言论入罪，有才华，有思想。

相识后，黄政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牢狱十五年，从不与任何亲人联系。她记得他说，多少人都受不了，绝望了，明明高墙下有电网，就那样跳下去了啊……

他们的婚礼很隆重，在丽水那边，亲友坐了十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办这场婚礼，在他们看来，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变幻不定的，一场“文革”下来，多少冤案！女婿一表人才，值得接纳。

婚后，淑玉辞去老家的工作，随黄政来到苏州，从此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黄政的弟妹们一致认为，大嫂的到来，使黄政享有了后四十年的现世安稳。淑玉回想起来也说，黄政三岁丧母，好端端一个少年军人，却因政治变故，屡遭打击。幸亏他活得长，才算不枉人间岁月。

结婚后，黄政对淑玉说：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们。

二 一位父亲与他的四房妻妾和子女

黄政有多少弟妹呢？他们缘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别视频，我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他们中有四个姓氏，分别为黄、张、邱、杨。问及原因，又涉及黄政的父亲与四房女人的姻缘。志琴说我的本子太小，他们的故事要都说出来，一个本子也记不完。

还好，黄政生前有一份手书的家人名录，其中有父亲黄尔恒与他的原配和续娶的女人、儿女的亲缘关系。

黄尔恒（1906-1961），二十世纪初的1906 年出生于皖北砀山县东关外三里陈楼村。他与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年—1960 年）生卒年月相近，他们曾同为那个时代的官员，即1949 年后被新政权标记为“反动”或“担任伪职”的官吏；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身份经历，会在他们去世之后，将两位儿女——黄政与林昭拉近。

根据黄政在2013 年接受采访时的讲述，父亲黄尔恒考取了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这所学校跟黄埔军校相差不到两三年。

我根据他的说法在网上核查，先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中央警官学校的关系。黄埔军校于1924 年2 月在广州创建，1927 年9 月迁到南京。1930 年夏设立宪警教导队，学员毕业期限为六个月。1930 年冬季，该队第一届学员毕业，停招第二期学员。1930 年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令附设宪警班，筹备就绪后，在1931 年3 月通告招生及投考资格。1931 年第一期学员的录取相当严格，考生分为“特准与考者”以及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自愿学习宪警者。如果黄尔恒进入的警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那他只能是宪警班第一期学员，此时他年二十五岁。

根据黄政在砀山的亲人回忆，黄政所说的“中央警官学校”，时间要推迟到1936 年。查唐恺《南京记忆：民国中央警官学校钩沉》一文，国民政府1936 年在南京栖霞区“五棵松”，建立了当时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它的前身是“警官高等学校”，1934 年从北京迁至南京。警校分正科和特科两种教育模式，正科要求有高中毕业资格，修业期为两年。特科则为学员班，学员均为各省市现任警官。

这种情形，有点接近于现在大学招收的正规生与进修生。1937 年11 月，警校西迁至重庆。此时，警校的第一期正科和第一期教育讲习班、高级班，交警训练班和战时警察训练班均已毕业。

如果黄尔恒属于警校第一期的学员，那么应该是在他本人三十岁那年，进入了特科班，而不是此前该校招收的正科生。因为高等警官学校1935 年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二期，1936 年3 月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三期，不称第一期。

黄政谈到，父亲曾在江苏盐城、昆山、江浦、苏州等地任职，担任过警察分局的局长、督查等。从照片上看，黄尔恒容貌俊朗，黄政长得很像父亲。有关黄尔恒的公职履历，我未查到有关他本人的记录，儿女们的印象也不完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长辈不敢细说在“旧社会”的经历；手稿、书信或证照这些私人文书和物件，经过抄家、搜捕，难以保存下来。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这是普遍的情形，黄政家中也是如此。

根据志琴抄写的名单，我试图大体描绘出黄尔恒的生活轨迹。与民国年间的大多数男性一样，黄尔恒十八岁时结婚。他与原配夫人张氏（1902-1985）育有三女一男，长女黄碧云（1925-2009）出生时，黄尔恒年十九岁；一年后次女黄翠云出生（1926-1962），这两个女儿后来一直生活在老家砀山。三女黄瑞云（1931-2015），又名黄苏卿，她比黄政大三岁，后来嫁给一位南下干部，在浙江丽水安家。黄尔恒与张氏还有一个儿子黄君（1938-2020），他比黄政小三岁。

黄政是黄尔恒的第二位太太葛春华（1914-1938）之子，葛氏比黄尔恒小八岁，在黄政三岁时病故。家人记得她得的是“月子病”，月子病的范围很广，如果生育后在月子里落下病根，往往长久地影响母亲的身心健康。葛春华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葛春华去世后，黄尔恒迎娶了第三位太太方英（1912-1973），原名方静怡，黄家姐妹称她“方妈”。方英与黄尔恒育有三男一女，不过，看纸上名单，有两个女儿的名字。原来，长女黄慕琴（1930-1949）是方英与前夫的女儿，进入黄家时年十岁。黄政的母亲去世后，抚养黄政的先是大娘张氏，五岁时他来到苏州，由方妈抚养。方妈的孩子们中，黄辰比黄政小六岁（1941-），黄强（1944-1975）比黄政小九岁，最小的妹妹志琴（1947-），比黄政小十二岁。在苏州的孩子们中间，黄政是名副其实的大哥。1950年，黄政考上军大离家，小弟建中（1951-）出生。

黄尔恒的第四位太太张素（1913-1989），原名张锦芙，常熟人，她与黄尔恒结合，时间在1941 年秋后。张素与上述三位女子不同的是，她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朱红在接受林昭传记作者赵锐采访时说：“黄政的继母是被捕的共产党员，跟黄父结婚才活了下来，解放后开除回家，在居民生活

服务站工作。黄政回苏州后没地方住，经继母求人，居委会同意他在生活服务站里勉强摆个床铺安身。那生活服务站位于北局，是苏州的闹市区，离我家也不远。1962 年六七月间，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里的旧书搜罗到一起，在那个生活服务站门口摆了个摊。”

在这个旧书摊前，发生了林昭-朱红-黄政的一段公案。

在黄政笔下，“母亲心善”这四个字，指的就是继母张妈。1962 年1 月1 日，他从劳教农场回来，没有出路，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借住在张妈做事的生活服务站里。

与朱红所述不同的是，张素没有入党，也不是“解放后开除回家”，而是在肃反中受黄尔恒牵连被捕，释放后失去公职。

张素与黄尔恒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张帆（1942——），比黄政小七岁，原名黄金枝。长子黄钦（1944-），比黄政小九岁，幼女邱复梅（1945-），比黄政小十岁。

总之，从1941 年到1945 年，在黄尔恒位于苏州的家中，一度曾有方妈和张妈这两位夫人同居一宅，这座宅子在老十梓街137 号，是一处两进的庭院，院内有多个房间，客厅外有蟹眼天井，有自家水井。黄辰记得，第一进正厅两侧的厢房东边住着自己的母亲方妈和他们兄弟俩，对面是张妈和她的女儿，第二进住着砀山老家的亲戚。

三 家庭聚散之一：方妈和她的孩子们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战乱、政权更替和世事变迁，黄尔恒在苏州与两房太太同居的多子女家庭逐渐解体，未成年的孩子们全然不知自己会被命运的巨掌拨到哪个角落。

抗战胜利前，黄尔恒已离开汪伪时期的警察部门，失业数年。孩子们接连出世，经济上无法支撑。据黄辰回忆，父亲这时让他在砀山与张氏所育的长女黄碧云来到苏州，嫁给了一位财务官员李德普。但战后货币贬值，大家庭聚居一处已难以为继。大概在1947 年，黄家位于苏州十梓街和五卅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两进院住宅卖掉，方妈和张妈分两处居住。方妈带着黄政、黄辰和黄强三个男孩住到五申弄的房子里。从1945 年开始，先后出生的三个孩子都送给了其他家庭收养，这里先说方妈和她的儿女们。

1947 年，黄尔恒与方英的女儿志琴出生，大约周岁时，她被送到姨母家，此后从姨父杨忆春改姓杨。

姨母是方英的姐姐，家在方英的老家昆山。此时家里已有独子杨志衡，志琴喊他大哥，他比志琴年长十八岁。

志琴保存了三页文字材料，其中说明了她亲生母亲的经历和她到杨家的情形。

第一份材料有两页，写于1971 年9 月23 日。志琴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68 年下乡插队务农，到这年已有四年之久。1971 年，知青第一次有机会上调工作；这意味着摆脱农民身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

在那个时代，志琴属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是给“黑五类”子女的一个政策性标签，意思是如果思想、劳动表现好，可以得到与“红五类”子女同样的待遇。志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