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勋武 | 任重道远的儒学西传：读丁子江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

编者按：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江，于2025年推出最新著作《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孔学堂书局），从历史的缘起、概念的分析、论争的来源、批判的比较和实践的发展来阐释儒学西传的历史，必要性。本文为德州大学圣安东尼亚校区陈勋武教授为该书所写书评，文章本文深入探讨了丁子江教授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的史学学术成就。它集中讨论了该书的六大成果。第一，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也纠正了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偏见。对中学西传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大有可为。第二，它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把哲史研究拉高一个新的水平。第三，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视野，视角。为建立一个一个新的，更加系统，完整的哲学史平面版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四，它提供了新颖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第五，它提供了一个解读儒学的新的范例，模型。第六，它展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历史，醍醐灌顶的历史。

本文原文刊发于《文化中国》2026年第一期，经授权，书评特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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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波澜壮阔的诗篇，没有刀光剑影的剧情，只有平淡与真实叙述中不屈不饶，前赴后继与风雨兼程的负重前行。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儒学西进的漫漫长征。在儒学西传的万里长征中，我们听到了学者们，传教者们坚定，坚实与坚毅的脚步声。不畏艰难困苦，不惧千山我独行，不论成功与失败，只顾风雨兼程，这就是儒学西传中负重前行的传播者们的风采。丁子江教授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以下简称《西方儒学史》)带着我们重新回顾这一儒学西进，东方智慧在西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峥嵘岁月。这是丁教授继其近年大作《思想的再对话：东西方撞击与融合的新转向》《罗素与杜威:对直接影响中国的两位西方大哲之比较》《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罗素与分析哲学：现代西方主导思潮的再审思》与《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之后的又一部哲学力作。丁教授的这部儒学西进的思想史书史料丰富，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完美，审思高屋建筑，叙述层次分明，真知灼见独特，填补了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一个巨大空白，展现了丁教授的博学多才的风格与扎实精深的学术造诣。其描绘的清晰的儒学西传路线图与版面图在目前学术界也无人能出其左右。它学术研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使《西方儒学史》的研究价值在当今哲学世界无以伦比。

一直以来，研究中西哲学与思想的交流，学者们只注重于西学东进的研究，而完全忽视了东学西进的研究。对于哲学史学者们来说，东学西进不属于研究的范围，也被误认为没什么可研究。这就造成目前了中西哲学交流研究上的片面情况。西学东进的研究硕果累累。东学西进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西学东进的研究如火如荼，东学西进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部先行者与垦荒者的著作,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大著。它不仅填补了哲学史研究的这一巨大，重大的空白，也是一部事实上的哲学“颠覆”的著作。这一哲学“颠覆”引领的将是一个哲学史研究上的划时代的进步，甚至革命。它记录，挽救与展示了被人无视，遗忘却又参与近代和现代思想革命的一段历史。它补充，完整了哲学史研究。它也为理解当今世界哲学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史学根据。它为理解儒学的世界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多彩，深刻精辟的解读。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也纠正了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偏见。对中学西传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大有可为。第二，它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把史学研究拉高一个新的水平。第三，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视野，视角。为建立一个一个新的，更加系统，完整的哲学史平面版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四，它提供了新颖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第五，它提供了一个解读儒学的新的范例，模型。第六，它展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历史，醍醐灌顶的历史。

儒学西传，率势而生，寂兮寥兮，坚毅而不改，前行而不殆，乃至今夜星光灿烂。在今天的欧美哲学界，儒学也从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眼中的不入流，不值一谈的“店小二”成为当今西方主流哲学中的重要一部分。也从不入笛卡尔，洛克与卢梭等法眼的东方文化糟粕成为许多西方主流哲学家眼中重要的哲学体系，儒学西传，引领双向世界哲学变化。一方面，西方哲学本土学引进外学，革新自己。不仅仅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而且是真理不分东西，知识不分南北，如《史记》所称：浴不必江海，马不必骐骥。敢吃百家饭，敢吸万般营养，不断发展壮大与革新才能笑傲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哲学，也在儒学西传，西学东进中破除封闭自封，夜郎自大，与时俱进，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数世纪以来那些学者，传道者们的千山我独行，不屈不挠，不畏艰难困苦的努力。所以，感谢丁教授为读者们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西方儒学史》不仅是一部史书，而是一段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儒学西传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粉丝，没有被理解，只有寻道者，学者们汗水与辛勤的劳动。

哲学家黑格尔把历史分为三类：历史为事实记载（原始历史），历史为文明进程叙述（反审历史），历史为绝对精神或普遍理性的旅程史 （哲学的历史），即历史为历史哲学，或用中国语境，历史为道的旅程史。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的是一部哲学史著作。它集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为事实记载 （原始历史），历史为文明进程叙述（反审历史）与历史为绝对精神或道的旅程（哲学的历史）于一身。一方面，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进程叙述与历史及反审历史，它清晰地绘画出儒学西进欧美各国各地的阶段演化与递进，各时期杰出人物的负重前行，付出与成就。作为儒学西进的原始历史，它忠实地记载，回顾了那些不能，也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西方儒学史作为绝对精神或普遍理性（即道与理）的旅程史，它精辟地审思，阐述了儒学这一道与理的运载体在西进历程中所展现的方方面面，它的保守性，开放性（或用丁教授的语言，它的“闭型”，“开型”）与中和行 (即“介型”，用丁教授的词汇)。《西方儒学史》阐述儒学西进的艰难困苦的历程。它也展示与审思在其世界化过程中作为道与理的运载体的真金成色。走万里路，讲万里理，撒万里种，照万里光。儒学勇敢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一、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历史事实记载或原始历史。《西方儒学史》分为“上篇：儒学西传的缘起与初型（16-18世纪）”，“中篇：儒学西传的拓展与转型（18-19世纪）”与“儒学西传的兴盛与成型（19-21世纪初）”。它记录了了儒学西进16-17世纪垦荒者们孤勇的背影，18-19世纪拓展者们辛勤的身影，19-21世纪建设者们不倦的心影。读《西方儒学史》，读者们将被丁教授带进浩瀚的历史大海，厚重的历史高山，无边的历史天空，深广的历史境界，激扬的历史思考，如在儒学拓展欧洲的19-20世纪，“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汉文及满文讲座，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就任法国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甚至被抬上现代汉学首创者的地位。在德国，加倍伦茨 (Hans G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于1878年担任莱比锡大学的远东语言教授，也是德国第一位汉语教授 …… 理雅各于1841年着手翻译中国经典，出版《中国经典》五卷一共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及《左传》。1879-1891年又出版了《中国圣书》六卷，包括《书经》，《诗经》，《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他于1876年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任职长达21年。“(《西方儒学史》，第193页) 在美国，“陈荣捷(Chan Wing-Tsit, 1901-1994) …… 1936年去夏威夷大学任教。1942年，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学院教授，荣誉教授。主要着作有《朱学论集》，《中国和西方对人的解说》，《西方对儒学的研究》以及《现代中国的宗教之势》等。“（同上，第297页）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陈荣捷的《中国哲学的渊源》(The 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现在依然是在美国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方面无法超越的经典。上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初，杜维明以哈佛大学东亚系为舞台，在世界哲学世界里独辟蹊径，引导了儒学全球化的潮流。上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初，余英时在普林大学文史哲领域全面译经教学，传播儒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信广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设坛论经，教授儒学。

“费正清不愧是美国儒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他不仅建立了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而且还造就了一支专业学术团队，并以其鲜明的学术特色被称为‘哈佛学派’。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个学派的儒学研究代表了美国儒学的实力与水平，而且甚至也渐渐引领了西方学界的儒学研究。 ‘哈佛学派’在其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几钟著名的儒学观：费正清提出了‘冲击一反应说’（impact-response model），列文森提出了‘传统—现代说’，后来， 柯文(P.A.Cohen, 1934-)又提出了‘中国中心论’。（同上，第238页）”“《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中国学’专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第三章专门谈及孔孟之道。费正清将儒学概括为‘以环境为中心’，而非西方的‘个人主义’。”（同上）“在哈佛大学儒学研究的继任者中，也出现了虽然继承了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但又偏离其研究方向的，史华慈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同上，第245页）“在《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阐释了现代中国历史及其内在过程，从古代儒家思想到共产党的胜利历史语境背景下的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在其1970年出版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1970)； “狄培理阐述了王阳明，王畿，陈献章，汤显祖，张居正，倪元璐等人”；在其1975年出版的《理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狄培理阐述了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这是因为 “儒家适应时代的变化”（同上，第248页）。总之，茫茫史海。无边汗水，儒学西传，步步皆艰辛。

二、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文明进程叙述或反思史。《西方儒学史》的 “上篇：儒学西传的缘起与初型（16-18世纪）”，“中篇：儒学西传的拓展与转型（18-19世纪）”与“儒学西传的兴盛与成型（19-21世纪初）”叙述了儒学西传的起源，成长与壮大。它展现了初期源起和雏形期儒学西进的星星之火，中间期拓展与转型期儒学西进的发展壮大 ，现在兴盛与成型期儒学西进的燎原之势。它展现了儒学西进一步步从初期的个别著作的翻译，经中期的系统思想与哲学的系统介绍，到现在的儒学思想与智慧的系统传播，即儒教作为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教之一的传播，儒教作为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并驾齐驱的世界七大教之一的传播，儒家哲学作为亚洲哲学的代表，东亚哲学的化身与全球哲学的主要学派的传播。儒家哲学智慧作为放置于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智慧的传播。例如，”在2001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 1933-)，杜维明和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三位著名学者分别代表伊斯兰教，儒家与基督教进行公开对话，主题为 ‘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与反思’。他们探讨了文化多元主义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传统的文明与现在性，人类的两难和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以及人类文明的展望等议题。“（同上，第317页）又如，南乐山提出儒家伦理为全球伦理的哲学勇气，杜维明与狄百瑞编著《儒家哲学与人权》的哲学自信，信广来对早期儒家与宋明理学哲学概念体系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哲学探讨，成中英构造儒家解释学本体论的哲学创造，贝淡宁传播《儒家政治伦理》的认真，以及数以百计的在欧美大学任教的学者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解儒家哲学的执着，都展示了儒家哲学是当今哲学世界齐放的哲学百花中最灿烂的哲学之花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余英时发展了他所坚持的自由儒家价值观。…… 儒家价值观始终坚持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基于历史比较道德判断，人民在治理中的声音，政治任务的偶然性，公共话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当代妇女权利观。“（同上，第312页）

关于发展到今天，儒学已成为世界哲学的主角之一，杜维明强调，“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同上，第38页）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明是”文化中国“理念的建造者与传播者。而他的”文化中国“概念本质上是儒家中国。”文化中国“这一理念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强烈共鸣。”在与黄百锐 (David B. Wang)合编的《儒家伦理学：自我，自主性和社群对比研究》 (Confucian Eth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 Autonomy, and Community, 2006)一书中，信广来在引言中强调，“近年来，东西方比较伦理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儒家伦理学与西方思想的比较讨论。”（同上，第326页）波斯顿派儒学，哈佛派儒学的腾空而起，脱颖而出，也标志著儒学西传的新阶段。总之，经过数世纪儒学西传的演化与发展，虽然世界化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在当今西方哲学世界，儒家哲学已不再是俏也不争春的配角，而是骏马齐飞的主角之一。起源，发展壮大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