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苑 | 塞涅卡：无常命运的哲学治疗

編者按：在算法推送、绩效考评与社交人设层层包裹的现代社会中，“做自己”正在从一种自由选择沦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训和精神内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却又在资本逻辑中感到无所适从。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郝苑的原创思想力作《重归本真：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于 2026年9月 隆重推出，正是针对当代人这一普遍生存困境而作的精神澄明指南。

本书聚焦于西方思想史上最具生命张力的核心命题——“本真性”（Authenticity）。作者打破了将哲学视为纯粹理论的传统视域，带读者回到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传统中。全书纵贯两千年西方思想谱系，重读了包括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福柯在内的 15 位哲学家的生存艺术。郝苑在书中精辟地指出，“本真”不是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思想家们在面对严酷的外界环境和人生困境时，用生命去践行真理、塑造个人坚韧品质的实践智慧。

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

塞涅卡的哲学才华或许算不上是一流的，但他由于担任罗马暴君尼禄的老师而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并在直面无常命运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捍卫人性自由与尊严的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在他生前和死后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时至今日，塞涅卡的生活艺术仍然有着大量的追随者，对这些忠实的追随者来说，塞涅卡是让他们超越各种生活困境的当之无愧的人生导师。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涅卡的学生尼禄既大大提升了塞涅卡本人的哲学影响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塞涅卡的哲学声誉。人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倘若塞涅卡的生活艺术旨在塑造拥有高贵美德和自由灵魂的本真自我，那么他何以会教导出尼禄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呢？事实上，塞涅卡无比痛心地目睹了自己的学生一步步沦为暴君的整个过程，他在自己独处时苦心孤诣铸造出来的生活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避免让更多的人在扭曲欲望的诱惑下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一

公元62年6月8日，尼禄的第一任妻子克劳狄娅·屋大维娅被一伙杀气腾腾的百人团长和士兵推上了刑场。刽子手残忍地割下了她的头颅，并将之送到罗马去给她的情敌波培娅过目。

这场暴虐的公开处刑极大震慑了那些在内心深处同情乃至暗暗支持屋大维娅的罗马贵族和平民，许多原本与屋大维娅有亲密关系的元老为了自保，甚至不惜对尼禄的暴行歌功颂德。罗马权贵的软弱与怯懦，让尼禄充分体会到了暴君和僭主历来信奉的“与其被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这个原则的魔幻力量，此后他就更为大胆地鼓励奴隶举报自己的主人，并以私通外敌或通奸乱伦的罪名对不够驯服的罗马贵族抄家灭门。

在逐步拔除可以制衡自己的政治势力的过程中，尼禄不仅将背叛主人的被释奴隶网罗为自己的忠实爪牙，还利用抄家获得的巨额财富，不断开办大型宴会、竞技赛、诗歌与戏剧的才艺比赛，以刺激和迎合罗马民众的低俗趣味。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的诱惑，尼禄“成功地将其臣民哄骗到枷锁之中，而那些麻木的人民沉迷于眼前闪闪发光的消遣和空虚的快乐，就像幼童看着光鲜的图画书来学习阅读那样，天真却不怎么值得称赞地学会了屈从”。整个罗马城陷入了一种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精神状态之中。不择手段地为强权做出粉饰的奴才平步青云，不畏强暴地为公义发声的正直人士横遭迫害。

在那个民众的心智被强权腐蚀，为了短视的利益而放弃自由，协助强权迫害正义的黑暗时代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以其敏锐的智慧意识到了时代的道德弊病与精神危机，他们失去了希腊全盛时期的哲学家们大胆乐观与勇于冒险的精神气质。为应对这个残酷而又阴暗的现实世界，为守护遵循正义与道德良知的本真自我，他们就需要借助哲学的思辨重新理解这个残酷世界的本质并诊断这个黑暗时代的痼疾。

塞涅卡正是在当时政治境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出了一整套颇具启发的哲学解释和处世智慧。

二

塞涅卡所信奉的斯多葛主义并不愿意放弃希腊哲学传统的唯理论基础，不愿屈从于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悲观颓废的智识时尚，而是要以更为牢固的方式将本体论、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斯多葛主义主张，人类感知到的自然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而这种美好完善的秩序是由理性支配的。

斯多葛主义所描绘的这种理性神圣的世界图景，显然与罗马帝国经常呈现的残酷嗜血的现实处境格格不入，斯多葛主义者将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向巨大灾难的变数称为命运或天意。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无常命运的根本原因似乎可以追溯到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火的实体，而对塞涅卡来说，这种扭曲世界乃至宇宙本性的火的实体，导源于种种病态的欲望之火。

在塞涅卡看来，评判一个人灵魂的基本标准是这个人是否按照自然的本性去生活。根据一个人的自然本性，他的任何欲望和需求都是有限的，而病态扭曲的欲望则总是在贪婪的诱使下，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财富、权力、声望等世俗利益。

塞涅卡相信，符合自然本性的健全灵魂是自给自足的，拥有健全灵魂的智者虽然也需要许多东西来维持生计，但“为了幸福快乐的存在，他仅需要一个健全的、正直的、可以鄙视命运的灵魂就可以了”。然而，绝对权力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让理性自足的灵魂蜕变成非理性的病态灵魂。塞涅卡的生活艺术就是要诊治这些病态的灵魂，将他们从无常命运的煎熬和折磨中拯救出来。

庸常的心智之所以会被罗马帝国公开宣扬的宏大叙事所迷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所追求的表面光鲜靓丽的事物。群氓认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很崇高，那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很低，他们会通过不着边际的想象力无限美化距离自己较远的高处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所有那些身穿尊贵紫色袍子的罗马权贵，没有一个是真正快乐的；所有被欺世盗名的荣誉和头衔抬高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伟大的。

庸人只看到权力之巅的威武与显赫，却不了解这些高耸山峰的顶端“被雷暴环绕”，个人随时可能由于这种雷暴而陷入自我毁灭的绝境。没有节制的欲望和野心，让一个人变得鼠目寸光，为追求有限的目标而遗忘了整个生命所欲达成的理性目标。

弓箭手在瞄准和调整目标前，必须要知道目标在哪里。人们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确定的目标。对于不知道将船驶向哪个港口的舵手来说，不管吹什么风都是不利的

在对时代弊病做出上述诊断之后，塞涅卡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是：一个人如何在专断权力抛出的种种诱惑下捍卫灵魂的自足与精神的自由，让自己在无常命运的无情侵袭下依旧可以保持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高贵与尊严？

三

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尼禄性格的剖析，尼禄深信，没有哪一个人在道德上是清白无暇的，“人们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恶行，狡猾地给它们盖上遮羞布”。尼禄在他荒淫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就是揭穿那些正直者的道德遮羞布。尼禄原本以为，每个人都会在厄运临头时瑟瑟发抖地向他求饶，甚至会为了自保而竞相背叛自己的亲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笃信斯多葛主义的正直者那鄙视任何艰难险阻的高贵灵魂并没有向残酷命运屈膝下跪。他们所展现的“沉静的精神是对命运之神的最大藐视”。

即便一个人没有力量改变腐朽罪恶的外部环境，但他仍然拥有力量战胜自己内心的怯懦与软弱，而“对自己的征服，才是最高等级的征服”。在颠倒黑白的无耻环境中，一个人要维持正义，就必然会让自己的名誉受损，但“一共有多少人了解你的正直，是无关紧要的”，“那些想要将自己的美德公告于世的，不是在为美德，而是在为名誉而努力”，真正热爱美德的人随时都准备为了公义和自由而牺牲自己的名誉。纵然不幸遭遇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的迫害，坚守良知的人们仍然没有必要绝望，因为“美德永远不会在视野中消失”，“即使隐藏起来，或被同时代的东西压制，但终究有一天，她会显现出来。那种仅为少数人而生的人，不会只想到当下这代人。……邪恶有可能会让当下的这代人闭嘴保持缄默，但后人会在没有偏见和偏爱的情况下品评议论你。”

在塞涅卡看来，这种超越时代偏见的处世智慧需要崇高的品性，但“通向崇高之境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如果想要攀登这种超越命运范畴的高峰，你的确需要从高于人们视野的境界去俯视，只有这样，你才可能从地平面前进至顶峰”。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真理，由于权力的傲慢、生活的奢侈和缺乏自制力，灵魂之中就会“充斥着不平衡的畸形”。塞涅卡相信，只有让人们唤醒自我，这样才能纠正错误。而哲学是能唤醒人们的唯一力量，唯一能让人们“从深睡中摆脱出来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哲学这门学科才称得上是真正自由的，它通过对智慧的学习，可以让人们掌握导向崇高、勇敢和高尚的“自由艺术”。

塞涅卡相当鄙视那种根据实际需要而毫无底线地更换面具的人，他发现，这类人有时“会自我膨胀，直到不受欢迎为止”，有时“会收缩自我，甚至比那些真正谦逊的人，还要谦卑”，有时“会撒钱”，有时“又会偷钱”。他认为：“这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愚蠢的心灵：一会儿是这个形状，一会儿又变成另外一个；并且，从来不会像其自身——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可耻的品质之一。”

真正的哲学家拥有高贵的灵魂，蔑视庸众和群氓狂热追逐的世俗利益，不会为了这些有限的利益而频繁地背叛自我，因而始终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拥有本真自我的人迟早会意识到，“世人所称的幸运，其实是最为不幸的东西”，因为这让他们的幸福和尊荣仰赖高度不确定的外部事物。真正可靠的幸福和尊荣则仅仅仰赖真正可以由自己掌控的美德和良知。不管人们被流放到什么地方，美德和良知都会忠实地与人们同行。

强权固然可以用酷刑去打压良知，将智者置于刑架上和烈火中折磨，但智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些悲惨恐怖的人生结局，哲学的持续反思会带来应对这些灾祸的勇气和力量。“那些期待已久的事情，来时会更加温和”，无论遭遇何种不幸，他们都不会惊慌失措，更不会在惶恐和绝望中懦弱地向邪恶摇尾乞怜。即便烈火依次吞没正义者的肢体和身体，即便利刃让充溢美德的心滴下鲜血，“良心却仍会在烈火中欢欣，通过这火焰，良心的忠诚将烁烁生辉”。

通过哲学的精神修习而勇敢直面死亡的人，“将超越任何外部力量的束缚，至少是超越死亡”，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了超脱生死的勇气和意志时，“监狱、镣铐和法庭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对这些不甘沦为强权傀儡的自由灵魂来说，饱受折磨的身体也不过是一条锁住自由的链条。伤口可以穿透这种人的身体，但他们的灵魂不仅始终“沐浴在宁静的理智之光”中，而且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九天之上。

四

塞涅卡的生活艺术高度赞扬智者的自给自足，鼓吹面对现实的矛盾，智者“永远不会激发当权者的愤怒”，永远不会去积极采取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些华丽的论述客观上都可以被尼禄用来动摇和消解自己政治对手的反抗意志。塞涅卡所倡导的生活艺术能够成为罗马的官方哲学，显然并不纯粹是一种偶然。

尽管由此获得了极高的殊荣，但塞涅卡本人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却对尼禄的邪恶本性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不管一个哲学家有多么伟大和睿智，要从道德和信仰上驯服尼禄这样的君主，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塞涅卡只有在隐居和独处时，通过凝炼哲学的生活艺术追寻残存于内心的自由和尊严。

塞涅卡亲自经历了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之死的阴谋事件，尽管阿格里皮娜是尼禄登上罗马皇帝宝座的主要幕后推手，然而尼禄这个自恋到了疯狂地步的人并不懂得知恩图报。对这种心胸狭隘的掌权者来说，“接受恩惠可能意味着丢脸”，这“会招致仇恨而不是感激”。这种疯狂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给予一个人很大的恩惠都变得非常危险”。“只是因为他认为无法偿还是可耻的，所以，他宁愿他的恩人死去。……没有比接收恩惠时产生的仇恨更糟糕的仇恨了。”

塞涅卡的这段评述也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他自己的悲剧性结局。公元65年，塞涅卡的侄子卢坎参与了谋刺尼禄的事件，尼禄借机以塞涅卡参与谋反的罪名，逼迫塞涅卡自杀。尽管遭受了种种迫害与诬陷，塞涅卡在自杀前依旧极力保持心灵的平静，并规劝周围的亲友不要对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感到愤怒。塞涅卡冷静地宣读了他在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好的遗嘱，然后平和从容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说，他走向死亡的过程深刻展现了“个体在压抑社会中保持自身的尊严和自由”的最后手段，这为他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可敬可佩的句号。

然而，塞涅卡的人生结局也暴露出了他的哲学理念的一个致命缺陷。塞涅卡观察到，人类的心灵一旦陷入愤怒的激情，就没有机会抵抗各种非理性的冲动，因此，塞涅卡主张用理性“根除激情”。塞涅卡对愤怒的顾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正如尼采对此所做的评论：“消灭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其愚蠢及其愚蠢的不快后果，就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只是愚蠢的一种极端形式。我们不会对那些牙医表示赞同，倘若他们仅仅以拔掉牙齿的方式医治牙痛……。”彻底根除对不公正的愤怒的结果，只能是助长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许多现代政治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丘吉尔在晚年反思二战历史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善者的软弱让恶者更加肆无忌惮。”罗纳德·里根则极力告诫热爱善良与和平的人们，在面对专制和野蛮的威胁时，不要消极无为，逆来顺受，而应当为了自身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积极抗争。

自由的消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终有一天，我们将用我们的暮年时光告诉我们的孩子与孩子的孩子，当人们还拥有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曾经是什么样的。

虽然在阴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下，塞涅卡所倡导的超脱狂热野心，不屈从于强权的生活态度是值得珍视的，但超脱和冷漠是有缺陷的理想，“这种自由的理念并不是自由的活生生的现实”。不去致力于积极争取自身权利的自由理念，会以回避现实的方式，把自由的所有实际内容都逐渐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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