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智能”：对人机共笔写作的可能冲击

编者按：9月底，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文件以“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改名举措引发了社会关注。学者徐贲认为，无论“AI”是否改称“SI”，人文学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在人与智能共同书写的时代，作者的判断究竟在哪里，由谁来承担责任。本文便是从“超级智能”这一概念，以及从“工具观”到“智能观”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这次改名的政治含义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

2026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政府文件今后将以“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简称SI）取代“人工智能”。他的理由是“人工”一词让这项技术听起来像是“假的”。此前一周，他还曾在社交平台上让追随者在“SUPER INTELLIGENCE”与“SUPERIOR INTELLIGENCE”之间投票。9月29日，他在白宫宴请主要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随后签署题为《开启超级智能时代》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官方函件、网站和政策文件等非法定文本中，一律以“超级智能”和“SI”取代“人工智能”和“AI”。命令并未改动法律中对AI的既有定义，只责成白宫科技顾问在六十天内提交关于联邦“超级智能”定义的立法建议。同日，谷歌、Anthropic、Meta、OpenAI、xAI和英伟达等公司的负责人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Axios, “Trump and CEOs Try to Shed AI’s Toxic Branding”）

这个提议是否事先征询过科技界领袖，甚至就出自他们的主意，目前尚无公开证据可以断言。可以确认的有三点。

其一，这次改名与产业界的处境密切相关。Axios报道称，华盛顿与硅谷的决策者都担心公众对AI和数据中心的反感会拖累这项技术的发展，新名称正是扭转舆论的一部分。

其二，部分企业家公开示好。英伟达的黄仁勋称数据中心如今应当叫作“超级智能工厂”，马斯克也转发了相关视频，并写下“Super Intelligence”。

其三，行业并未整齐划一。Anthropic的阿莫迪与OpenAI的布罗克曼在发布会上仍然说“AI”，阿莫迪还强调这项技术“确有真实的风险”。报道还指出，特朗普暗示科技领袖签署了确立新名称的文件，但他们签署的是另一份只在标题里出现新词的两页协议，其中并无改名的声明。因此，更稳妥的判断是：这是一次政治权力与产业利益相互呼应的品牌行动，至于谁先提出，只能留待日后查证。

这一改名的潜在意义，需要与它的概念混淆分开来看。在研究者那里，“超级智能”一词有特定含义，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远超人类最优秀头脑的智能。而行政命令所指的“SI”，不过是现有AI系统的新标签。它在法律上仍指向既有的人工智能定义。业内人士也批评这是借用了研究者留给更大跃迁的名号，不太可能被行业普遍采用。民调同样显示，公众更偏爱旧名，选“人工智能”的占53%，选“超级智能”的只有9%。就语言本身的接受度而言，这个新词前景并不乐观。

但它值得被认真对待，原因恰在于它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命名不是中性的，它安排着人们把一种事物归入哪一类。把“人工”解释为“假”，等于预设了一个与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工具”范畴相近的前提：既是人造之物，便只能是对真智能的模仿，借助它写出的文字，自然也近于“假”。

改名的政治意图，是用“超级”取代“人工”，借此冲淡这种“假”的联想。无论这一意图出自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客观后果都是：先进AI被当作“智能”而不是“工具”的公共语境，因此多了一股来自权力中心的推力。在这条推力之下，AI辅助的 “人机共笔”写作的文化合法性，会随着人们对这项技术的范畴理解一起发生变化。

然而，名称的升格并不等于能力的实现，从能力到正当性并没有直接的通道，从一个名称到正当性就更没有。当“超级智能”成为官方用语和产业公关的一部分，学界若是接受，很容易被视为对政治与商业话语的附和；若是拒绝，又可能把“拒绝AI写作”与“抵制某种政治叙事”捆绑在一起，使一个本应以学术伦理来讨论的问题，染上党派色彩。

命名者提供的只是更体面的称呼，并不提供责任机制。因此，无论“AI”是否改称“SI”，人文学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在人与智能共同书写的时代，作者的判断究竟在哪里，由谁来承担责任。我这里将从“超级智能”这一概念，以及从“工具观”到“智能观”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这次改名的政治含义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合法性之争背后的范畴之争

我所说的“人机共笔”，指的是人类作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写作中的深度协作：人提出问题、划定方向、取舍材料、质疑和修正机器的输出，机器则参与可能性的生产，包括提供论证的备选路径、指出被忽略的前提、在遥远的知识领域之间搭桥。与之相对的是“AI代写”，即机器给出智识上的终点，人只是把这个终点据为己有。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在于机器参与的多少，而在于判断发生在哪里。

当下围绕AI辅助写作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合法性问题上：这算不算作弊，算不算外包，署名是否诚实，学术规范能否容忍。我认为，这些争论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基础的范畴问题，即人们究竟把AI归入哪一类事物。范畴一旦改变，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也会随之改变，而推动这种范畴变化的一个重要力量，正是“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公共可信度。

出生于瑞典的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在《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2014）中将超级智能界定为：“在几乎所有具有认知价值的领域（包括科学创造力、通识智慧和社交技能），都远远超过人类最优秀头脑的智能”（Bostrom, 2014, p. 22）。这一概念此前长期停留在哲学思辨与科幻想象中，如今随着生成式 AI 的爆发性发展，已迅速渗入产业界、政策框架与公共话语体系。

当社会不再仅仅将先进 AI 视作单纯的效率工具，而是逐渐赋予其某种“智能”地位时，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的底层逻辑便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意味着人类智识退场，而是将讨论的重心从工具性的“效率提升”引向了存在论层面的“主体建构”。在这一背景下，有关作者观（Authorship）、学术规范（Academic Norms）与人文教育（Humanities Education）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是否使用 AI”，而是全面转向了“人类判断究竟在场与否”的核心命题。

首先，作者观从传统的“独创文本产出”重塑为“主体判断与裁决的在场”——写作的价值不再体现在字符的生成速度，而体现于思想的设计、逻辑的审视与责任的担当；其次，学术规范的审查重心从机械的“行为阻断”转向了严肃的“智识责任归属”，明确了技术可作论证与对话的伙伴，却绝不能成为免除学者学术诚信的挡牌；最终，人文教育也必须顺应这一大势，从传授标准化技能的“知识输出”回归到培养审美鉴赏力、道德判断力以及临界体验中的“批判性思辨”。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从“工具”到“智能”的认知跨越中，人类智识的真正尊严得到了重新审视与定义。

二、从“工具”到“智能”：范畴的迁移

今天人们对AI写作的怀疑，多半建立在一个未经言明的前提上：AI是一种工具，一种高度复杂的自动补全系统，它替人生成语言，而真正的智力劳动应当由人来完成。在这个前提下，AI参与得越多，就越容易被看成外包、替代或欺骗。工具的比喻有它的逻辑：锤子不分担建筑师的构思，计算器也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使用工具的人始终是唯一的思考者。

“超级智能”这一概念动摇的，正是这个前提。如果人们开始把先进AI看作一种真正的智能形式，能够推理、发现关系、提出假说、批评论证，并在某些层面超出普通人的能力，那么AI参与写作就不再像使用一件工具，而更像与另一种智能共同工作。这个区别并不只是修辞上的。至少在强的意义上，一个超级智能系统可能拥有自己的问题视角：它可能发现作者忽略了一个前提，提出作者从未想到的概念区分，把相距遥远的领域联系起来，或者直接挑战作者的解释。到了这一步，说“作者使用了AI”就几乎没有信息量了，正如说“作者读了书”没有信息量一样。真正有信息量的问题是：人类究竟如何运用了自己可以获得的这种智能？

在这个意义上，模型不再只是代写者或语言生产机器，而可能成为智识上的对谈者。人机共笔的合法性，也因此获得一个新的支点：对谈者的参与，在人文传统里从来不是污点。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书院里的问难、师友之间的往复论辩，都是思想借助他者而成形的方式。没有人会因为一部著作受益于与友人的长谈而否认它的作者身份。

三、技术中介的历史与AI的特殊性

每当一种新技术进入知识生产，最初的反应往往是把技术中介等同于智识上的不合法。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担心文字会使人依赖外在的符号而衰退记忆，带来的只是智慧的外表而非智慧本身。

美国文化和宗教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沃尔特·杰克逊·翁 (Walter Jackson Ong)在研究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时指出，书写重构了人的意识本身（Ong, Orality and Literacy）。印刷术改变了作者身份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方式，图书馆把记忆外置，搜索引擎把检索外置，文字处理软件把机械性的书写劳动外置。每一次，人们都经历过类似的焦虑，也每一次都在适应之后，把原本令人不安的中介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设施。

但AI与这些先例有一个关键差别，也正是它带来的不安格外深重的原因：以往的技术外置的是记忆、检索与抄写这类相对机械的环节，而AI开始外置一部分认知生产本身，包括综合、类比、论证与表达。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历史上总是如此，终将适应”来化解今天的疑虑。适应是否发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划定“思考”的边界，而“超级智能”概念的作用，恰恰是迫使这种划界工作无法再被推迟。

哲学上还有一条值得借助的资源。英国哲学家兼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与当代知名意识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1998年发表于期刊《分析》（Analysis）的经典论文《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中提出，认知过程并不必然止于颅骨与皮肤；只要外部工具（如笔记本、智能手机等）能够稳定、可靠且随时为我们所调用，它们在功能上就与大脑内部的记忆与思维机制无异，同样属于认知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把“纯粹由人完成”视为智识劳动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质疑的理想化。人类的思考从来是关系性的，我们通过读过的书、教过我们的老师、质疑我们的同行、继承的档案、学会的语言和吸收的传统来思考。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早已提示，“作者”是一种历史地形成的功能，而非自然的事实（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巴特（Roland Barthes）宣告“作者之死”，也是要瓦解那种把意义归于孤独天才的神话（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I只是使这种关系性中的一个维度变得异常显眼。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智识生产是否“纯粹由人完成”，它从来都不是，而在于：在由各种智识影响构成的网络中，人类的能动性究竟位于何处？

四、怀疑的转移：从“是不是AI写的”到“你有没有真正思考”

超级智能会使AI的参与更容易被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疑消失。更可能的情形是，怀疑发生了转移。今天人们追问的是“这是不是AI写的”。在一个成熟的AI文化中，更重要的问题会变成：“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真正思考AI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坐进了一辆性能远超普通人的赛车，真正值得追问的已经不是“这辆车是不是替他跑的”，而是“他究竟会不会开这辆车，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刹车，什么时候转弯，以及什么时候明知道车还能继续跑，却必须踩下刹车。”

AI越强，这个问题就越重要：机器能够产生多少，不再是判断作者能力的主要尺度；真正稀缺的，是人能否理解、质疑、取舍和拒绝机器所产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趣得多的问题，因为它把作者身份的重心从文本的生产转向了判断。设想一个人让先进AI生成一篇文章，然后原封不动地提交。在未来的眼光里，他未必被看作单纯的技术违规者，而更像是一个没有与如此强大的智识伙伴发生真实思想互动的人，他错过了对话，辜负了资源。

反过来，另一个人大量使用AI，却不断质疑它的前提，拒绝它的措辞，重新引导它的论证，把它的建议与自己的经验和研究结合起来，并最终为全部内容承担责任，那么他越来越可能被视为完成了真正合法的智识劳动。“AI等于作弊”的等式，就这样被削弱了。

随之而来的文化问题也发生了倒转。过去人们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让机器参与？”将来可能被追问的是：“如果一种可以获得的智能能够改善你的思考，你为什么不使用它？”这意味着学术规范的一次深刻变化：拒绝借助更强的智识资源，不再自动成为美德。有时候，它甚至可能不再意味着智力上的自立，而意味着对自身智力增强机会的不思进取——明明可以借助一种更强的智能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却主动拒绝这种可能性，以为“不借助”本身就证明了自己更有能力。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使用AI，而是他有没有认真使用一切可以使自己变得更有判断力的资源。

五、一个需要警惕的反面：从“判断在场”到“判断让渡”

不过，如果AI被广泛承认为在智力上优于人类，那么人类作者会面临一种新的诱惑，即以“它比我懂得多”为由，在每一个环节上服从它。心理学与人机交互研究中所说的“自动化偏见”，指的就是人们倾向于过度信任自动化系统的输出。在超级智能的文化氛围里，这种倾向可能被放大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顺从。所谓“判断在场”，届时有可能退化为形式：人在最后签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