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乔治·凯南：一位被忽视的极权主义观察家

编者按：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005年）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被称为“冷战之父”。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以及随后的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苏联的行为模式，一手奠定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框架。1951年，乔治·凯南出版《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批判美国外交长期存在的“法律与道德主义倾向”，即习惯用绝对的道德标准或法律条文来处理国际事务，而非立足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他在书中反思了美西战争至二战期间的外交历史，并收录了奠定冷战遏制政策的经典文献。凯南主张外交应回归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平衡与审慎克制，该书至今仍是研究美国外交战略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必读经典。作者林文则在这本书发现乔治·凯南对极权主义的敏锐观察。

说到上世纪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大概没人会提乔治·凯南的名字，毕竟他的成就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不过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这本《美国外交》，尤其其中《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却发现他无论如何也算得上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属于最早那批对极权主义做出分析和诊断的作者之列。不错，他的确没有提出什么专门的理论，他也志不在此——他承认过自己不擅长抽象思辨，也不喜欢诉诸理论，除了有时装装样子，搪塞一下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

有许多人，尤其是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中间，只有在相信某本书呈现出某种“理论架构”时，才会有阅读的意愿。（他们居然会爱好这种浮夸的东西，真让人奇怪！）

这种偏向或许妨碍了他在学院里的名声，但并不妨碍他在作品里做出非常精彩的分析，而且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理解力、洞察力。

这里推荐的《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最初发表于1951年的《外交事务》杂志，它的写作背景是，二战后美国国内对苏联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大的钟摆，从罗斯福时期的亲苏到此时的恐苏反苏，有些保守派人士甚至鼓噪诉诸战争或政治手段以推翻它的政权，使苏联走上他们希望的道路。虽然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直接促成了潮流的转变，但他本人对形势的进展却极为不安，对这种战争鼓噪极其厌恶，他在游历战后的汉堡、目睹它受到的战争破坏后就产生了一个牢固的信念，为了维护文明，必须反对无节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战争：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任何一时的军事优势——即便真的可以被计算出来——都无法为这种惊人而轻率的对平民生命与物质价值的毁灭提供正当理由。那些价值是人类历经几个世纪艰苦劳动，为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最不能成为辩护理由的，便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强词夺理——“他们也这样对我们做过。”

他写作此文就是为了回应这种好战论调，指出它的错乱悖谬，并揭示更可行的路径。

这篇文章值得特别推荐还有另一个原因。2000年，乔治·凯南在答复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的问询时曾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篇《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他甚至说：“它已经包含了我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一直试图表达的大部分内容。倘若我所有其他作品都被销毁或遗忘，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被保留下来。”——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文章中对极权主义的分析，确实像灯光一样，指示出他后来的思想轨迹。

“1984”会从内部改变吗？

读过奥威尔这部小说的读者一定会被作品传递出的强烈信息所震撼：那套体制在宣传、控制和惩戒的手段上如此完备，任何挑战都不可能成功，甚至挑战的念头都难以产生，它会一直静止地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温斯顿试图诉诸人性做最后的抗辩：“不可能把文明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持久。”但对比奥勃良所代表的绝对力量，他的言辞显得那么软弱无力，这是奥勃良甩给他的话：

我们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温斯顿。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慨，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伸缩性无限大。你也许又想到无产阶级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别作此想。他们像牲口一样一点也没有办法。党就是人性。其他都是外在的——无足轻重。

故事的结局我们也在小说中看到了，它证实了“1984”的坚不可摧。事实上，极权主义令人恐怖之处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来自它这种强大而永恒的外观，仿佛它会亘古长存。

凑巧的是，凯南也是一个注重人性胜过注重社会政治体制的人，他尤其愿意谈论的是人类灵魂本身的弱点和疲惫，谈论人性中的那种悲剧因素（顺带一说，这正是他疏远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关于极权主义之恶，没有比他说得更好的了：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凯南日记》）

不过，从同样的出发点，他还是提出了与奥威尔迥然有别的看法：“任何一种以人性的邪恶和弱点为基础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固的。因为，它是指望靠人的堕落来维持的”；在他看来，这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大概就像建立在理想人性基础上的乌托邦不可能是常态一样，“这种制度只能显示创立它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挫折和苦难的生活，显示那些生性软弱或愚蠢而沦为爪牙的人的冷酷无情。”

进而，他指出，这样的体制在传承给下一代时就会遇到困难（这一段非常精彩）：

这班人可能想把这种斗争的某些激情传给那些要继承他们手中权力的亲信们。但是，这种继承不可能传之久远。人们凭借间接获得的感情动力，就好比受到某种惯性力的推动一样，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道路向前走的。但是这种动力已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传给别人。使一代人突然对自己并对人民群众采取如此绝望态度的那种推动力，对后继的几代人来说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了。集中营里例行的酷刑、谎言和对人性没完没了的嘲弄——这个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由于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和整顿的社会里会出现种种危险和无政府现象，最初往往可能多少具有惊人的魅力，但迟早会像陈腐而一再重复的色情作品一样，将由于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推行那套制度的人感到厌倦而告终。

简而言之，在告别了创立体制的那一代人之后，后来的人们并无强烈的意愿维持那样一种严酷的体制，而社会虽然遭到严重的挫伤，也会慢慢向常态复归：“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更新和调整的有机体，因而不会那样永远保持不变。而严重失调而造成的动乱最终将开始失去其现实性，而追求少一点病态、更加健康有趣生活的本性必将开始发挥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凯南的这些分析并非纸上谈兵（看起来另一方更像是纸上谈兵），而是基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与观察。他于三十年代就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二战后期他又重返故地继续在使馆任职，期间曾几次在苏联境内游历，对苏联社会有切身的观察。他在文章中的很多分析，就来自他当时的观感。

接下来在1952年，凯南又有一段短暂的担任驻苏大使的经历。这段经历加深了他的感觉：虽然政府一如既往地试图控制和消灭苏联社会的自发演化因素，但变化还是不可遏制地出现了，它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人民与最高政治目的的疏离，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中阶层固化的加剧。”由此可知，哪怕斯大林仍然在世，政府也没有能彻底消除变化，一些更顽强的力量（包括人性）在发挥着作用。

多年以后，凯南在回忆录中提到，正是这些现象让他坚定了自己对奥威尔的怀疑，“1984”描述的那种噩梦不可能恒久不变。而他也正是由此出发，对摩拳擦掌的保守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不可能解决问题，真正的出路只能是等待苏联社会自身的变化。

极权主义只适用于某些国家吗？

在现代的宣传和斗争中，最一本万利的做法就是发明一个简易的标签，既能在身体上把敌我区分开，又能赋予自己一方绝对的道义色彩。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可以凝聚共同体，同时又给予个体无限的自由，可以摆脱文明的束缚，不管怎么放飞自我，都不会与敌人这个最大的恶沾上边。

这样的例子一直不鲜见，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反复遇到，而在凯南的时代，极权主义这个概念除了它严肃的一面之外，很不幸地也具有了这样的色彩，成了敌人专配的代称。然而，凯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并不是这样去诠释极权主义的。

早在1947年，凯南对国家战争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时就说：

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点极权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们有自信和安全感，所以能够将我们身上的极权主义罪恶倾向压下去……如果没有了自信和安全感，恐怕我们身上的极权主义倾向就会冒出来。（加迪斯《冷战》）

考虑到凯南愿意从人性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现象，他这么说并不意外。那么，他是感到什么不对劲了吗？

到了1951年，麦卡锡主义兴起，在这篇《美国与俄国的未来》里，他又谈到：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理解现代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的处境这一点上是很不成功的。极权主义并非一国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全人类都容易染上的一种病。在这样的政权下生活是一种不幸，这种不幸由于种种纯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可能落到一个民族的身上，而不一定归咎于那个民族的整体犯了什么特殊的罪过。哪里的环境使抵抗力减弱到了一定的关键程度，这种病毒就会在那里传播开来。

这里虽然是在谈论苏联，但我们能感觉到他的表达在语气和方式上的独特之处：他并非完全指向外部，也在提醒自己。至于他提醒什么，在同一时期的一些演讲里，他说得更加直接。比如在西北大学的演讲里，他提到：

对美国人来说，与其说另一次珍珠港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不如说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珍珠港事件而对自己造成危险。因为与极权主义者对抗，往往需要在诸多方面效仿他们。而领导人一旦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必须学会严密管控民众，精打细算调配资源，警惕境内敌对势力，在和平时期维持强大军力，对政府决策守口如瓶，运用虚张声势与出其不意的策略，在和平时期进行战争，在战争状态维持和平。但如果不放弃国家的灵魂，哪能做到这些？”（加迪斯《凯南传》）

到了1953年，正是麦卡锡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套意识形态造成的危险不亚于它的对立意识形态造成的危险，他的批评也更加直言不讳：

两种巨大的诱惑可能会使国家偏离它的正常方向。其一是诉诸战争，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缺乏计算、对美国的持续生存造成不必要危害的道路”。另一种是屈服于国内的“极权主义”压力，因为这会毁掉一个试图在“捍卫自由制度”方面领导世界的国家的声誉。（加迪斯《凯南传》）

读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猜出凯南为什么那么珍视这篇文章，说它“已经包含了我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一直试图表达的大部分内容”：就在其他作家/学者开始描述极权体制的恐怖和顽固时，他已经看到它的不可避免的蜕变；就在其他学者开始把它作为标签慷慨地赠与对手时，他却指出美国人自己也有可能沾染上这种病毒，从而为它的使用拓展了新的维度：对美国自身的批评。

也大概正是后一点，使这位遏制战略的提出者逐渐退出了主流圈，也使这位精神上极端传统保守的美国人被世俗政治的保守派拒斥在外。（今天是不是在上演类似的故事？）毕竟，狂热分子眼里只有一个敌人，而稳健审慎的人会看到两个（或者更多）敌人。

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在为凯南写的评传里提到，当时还有一个人与凯南遭遇相似。在战前、战中和战后，他对欧洲的看法都与凯南惊人地一致，结果在1945 年，他被美国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批评为危险的反苏分子，而1950 年后，他又被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斥为危险的亲苏分子，甚至可能是老糊涂。

他就是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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