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上）

編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政治学者丛日云四十年思想精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传统与现代性的孕育》、《现代及其反思》和《现代的衰落与走向后现代》。本书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为全新分析框架，以宏阔的视野贯通三千年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清晰揭示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对西方从现代政治思想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以及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性质与危害，作者给出了独到而的分析。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别刊发该书序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并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价值观的演变经历过四个阶段和三次价值革命。

在古典城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城邦解体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挣脱出来，基督教带来了价值观的第一次革命，即超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在将教会个体化的同时，也渗透和改造了世俗社会结构，到17世纪形成了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20世纪晚期，现代文明臻于成熟，从中演化出后现代自我表现价值观，即后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先声，以西方公众价值观的转型为标志。

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是“塑造—反映”关系。价值观的变革是政治思想演变的基本驱动因素，一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是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反映，而思想斗争往往反映了价值观的代差，或对主流价值观的偏离。

价值观或价值系统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从价值观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历过三次价值观念的革命。这一事实对理解和分析政治思想的演变至关重要。

政治思想，无论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政治的认知、理性思考、信念和主张，还是由政治理论家们对思想观念进行的系统化和抽象化而提炼出的政治哲学，其深层的基础和支配性因素都是价值观。政治思想的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是由价值观的变革驱动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往往是价值革命的反映。

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会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观，看起来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分歧甚大、方向各异、相互冲突，但他们或立基于同一时代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论争其实是家族内部的分歧；或对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对主流价值观在接受的深度和范围方面的差别；或反映了价值观的代际（即时代）更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两代价值观之争。

如果说政治思想或政治意识形态是海洋的表面波浪——哪怕有时看起来是滔天巨浪，那么价值观则是它们下面强大和稳定的洋流。令人惊异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将关注点都集中于对表面波浪的观察和分析，而忽略了深层洋流的存在和作用。对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价值革命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有过零星或片段的涉及，但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时代精神，是那个时代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前提和取向模式，既内含于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之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态度、信仰、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之中，并含蕴于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从上述各种要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它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变革，从而发现由价值观的变革所驱动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四个阶段和其中所包含的三次价值革命的内涵与特征的阐释，能够清晰揭示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塑造—反映”关系。这是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理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全新视角，也是解释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框架。

一、个人与整体：个人的成长与价值革命

政治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对个人与社会整体（组织结构、政治秩序和关系网络）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态度、信念和选择（理想）。

一般说来，政治价值观的结构性要素包括个人对自己政治身份或角色的自我意识和信念、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组织结构及其与个人关系的认知和期待、对社会政治规范的评价和态度、对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个人优良政治生活的偏好和选择等。

价值革命是一种心理现象，发生在人的头脑中，但其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个人的成长。我们发现，越是向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是深入和全面地依附并融合于共同体；越到晚近的时代，个人的独立性就越强，与共同体的距离也就越大。一部文明史，既是在社会诸多领域进步或演化的推动下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在个人成长的推动下共同体结构不断调整更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类型不断演进的历史。【2】相应地，个人的自我意识或政治价值观也就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的变化。

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类的基本组织是氏族或部落，它们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小型的、天然的共同体。在这个时代，个人完全融于整体，没有自我意识，每个人与他的氏族或部落处于自然的统一之中。当最初的国家（在西方是城邦），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较大规模的人为共同体出现后，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一种超越自然关系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于是政治共同体（城邦）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的对象。不过在这个时期，个人还没有独立于城邦的意识，身份团体（如公民、自由人、贵族等）与城邦的关系而非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成为思考的焦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在古代社会普遍占主导地位，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在西方文明史上，在城邦解体后的帝国时代，却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古老的一神教——犹太教内部基于神学救赎观念的自身演化与罗马帝国特殊环境结合的产物。这样一种价值观在西方取得统治地位，不仅对西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整个人类命运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支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观念，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在15—16世纪，它还孕育出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现代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接着，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社会，从这种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演化出的后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自我表现价值观），推动着西方社会开始向后现代文明转变。

在古代社会，整体主义全方位压抑个人，使个体彻底工具化。基督教解放了人的灵性生命，使其超脱于世俗社会之上，个人只有肉体生命和世俗命运仍然受世俗整体结构的束缚。基督教在西方获得主导地位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部分地解放出来，这个部分的解放成为后来整体性解放的前提。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超验个人主义精神渗透和改造了整体主义的教会和世俗社会结构，从中演化出现代的世俗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实现了个人与整体的平衡，其盛行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不过，它也内含个人与整体失衡的基因，结果必然带来个体的过度膨胀，走向后现代的个人主义，它成了现代文明内部衰败的因子。

这样一个价值观演进的宏观脉络，构成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的基本框架。

二、古典城邦时代的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站在西方政治思想起点上的古典城邦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公民的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将国家（城邦）视为有机（自然）整体，个人（公民）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将国家视为第一位，个人视为第二位；国家是本原，个人是国家所派生的附属物；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源于作为国家成员身份的价值。所以，个人只有融合于整体，为其服务和献身，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国家和社会共同体是目的，个人是工具。

这种价值观的摇篮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在西方，城邦是由部落演化而来的最初的国家形式。其狭小的规模不仅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形式上的基础，也是这种价值观必然带来的空间限制。这种规模有利于公民形成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发达的公共生活以及超强的凝聚力。不过，这种共同体的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简言之，它是政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的统一。其中，公民、部落成员、教会成员这三种身份相重合。城邦成员首先是公民，是公民共同体平等的一员，所以，城邦就意味着公民的自治团体。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和公民兵制度，【3】公民作为城邦的主人，直接地和广泛深入地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同时也为城邦承担义务，包括作战和牺牲。这样一个公民共同体，同时是一个血缘共同体。由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纽带将公民联系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城邦最初都是由一个部落或者部落同盟逐渐演化而来的。当血缘部落演变为以地域关系为特征的城邦时，部落成员演化为公民，只有公民的后代才能成为公民。所以，虽然城邦不再是纯粹的血缘共同体，但血缘关系仍然是其重要的纽带之一。此外，城邦还是宗教共同体。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城邦的成员同时是保守神的子民，相当于公民也是城邦教会的成员。他们崇拜同一个保护神，有共同的宗教祭仪和庆典，守护着共同的祭坛和圣火。

对城邦来说，政治的、血缘的和宗教的三重纽带是融为一体的，每个人的三重身份（公民、部落成员和教会成员）也是重合的，这强化了城邦的凝聚力。公民既是同伴、战友、同胞，也是同一个神的子民。它意味着，虽然城邦是超越了部落的新型政治组织，但仍然保留着部分部落关系的特征。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公民（polites）是“属于城邦的人”。每个人紧密地结合于城邦之中，他的生命、财产和能力，他的肉身和灵魂，都不是私有的，都属于城邦。他的精神价值系于城邦，死后灵魂也归于城邦，离开了城邦，他就失去了公民身份，也就失去了家族和城邦的归属，也不能与他的神在一起。这样的人，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就成为荷马所说的“自然的弃物”，只能是卑鄙的人，与兽类为伍。【4】所以，在希腊城邦时代，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是将成员驱逐出城邦，它等于剥夺了人的精神生命，相当于中世纪将教会成员开除教籍，仅次于肉体的死刑。

公民的价值观自然是有机整体主义的观念。他们所理解的“权利”，并不是个人享有的与城邦分离和对立的权利，而是作为城邦成员的资格，以及基于这种资格分享城邦权力和参与城邦事务。城邦成员没有与城邦相分离和对立的个人“权利”，对普遍实行的为城邦利益而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政策，即使最大胆、最独立的思想家也没有质疑过。【5】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也没有消极自由的含义，更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公民共同体的集体自由，即公民对内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接受异己的权力的支配；对外独立，免受外来压迫。他们所理解的平等，也不以个人的平等人格为基础，而是一种基于身份的要求，即具有同一身份的人内部应该平等；不是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身份团体（等级）内部的平等。城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精神是公民非常自然的感情，也是其公共美德的最高表现。

古典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共同体的观念。城邦被理解为自然的，它与人的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城邦既是人的本性自然发展的产物，也是其得以实现的归宿。人在本性上（或根据自然）是社会政治动物，城邦是各种自然的社会组织（家庭、部落、村社等）自然进化的最终完成，因而不是人为的建构。城邦秩序也是一种自然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正是在城邦这种自然秩序中，人的本性得以充分展现，人能够真正完善和实现自己。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在本性上正是一个过城邦生活的动物”【6】就是这个意思。

基于这种观念，思想家将城邦的统一与和谐作为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意味着城邦至上，个人被彻底工具化，即被和谐于整体。柏拉图的理论以极端的形式凸显了整体主义原则。他的理想国的基础是按国家利益至上和效率优先原则设计的等级制度，国家整体的需要就是一切，个人的价值、利益、动机和按自己的志趣和偏好选择的自由，完全被否定了。人都是机械般被动的国家工具，像砖头和螺丝钉一样固着于国家的整体结构之中。柏拉图设计了财产和妻子儿女国有的制度，希望通过消灭小家使城邦整合为一个大家，甚至像一个人一样，使公民之间不再有你的和我的之分，人们之间利益一致，甚至情感上都达到苦乐与共、痛痒相关的境界。【7】这看起来很荒诞，其实与城邦现实的距离并不遥远，【8】因而不是一种玄思妙想，而是城邦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极端表达。

如果说柏拉图试图以部落主义模式改造城邦，或强化和扩展城邦本来就有的部落关系特征，那么，亚里士多德则以其一贯的中庸态度肯定了城邦的主流传统，表达了一种温和的整体主义观念。他以人的社会政治性定义人的本性（自然），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个人只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根据他的目的论哲学，部分依存于整体，其价值决定于整体，故整体在本质上先于个人。人在本性上就是过城邦生活的动物，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他反对柏拉图式的过分统一使城邦“太像家庭”，但城邦的统一和谐无疑也是他的目标。他也肯定公民为城邦所有，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将公民的财产、家庭、婚姻、子女抚育、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纳入城邦事务的范围，并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服务于城邦的整体要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分歧，是整体主义价值观的两种类型的分歧。【9】

正是基于整体（公民共同体）的需要，古典时代的政治思考或政治学的主题被设定为城邦权力的归属问题，即政体问题。这种设定是古典时代政治思想家不自觉的选择，也构成他们政治思考的界限。这是由他们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派生的，是从公民共同体的需要考虑政治问题的必然结果。它包括权力来源、权力分配、权力组织、公民或臣民身份、公民参与的权利和方式、政治自由或自治等，最终归结为政体问题。

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一般都将对政体问题的研究置于突出地位：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抑或是将三种不同的政体形式混合起来而构建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说，哪种政治权力分配方式更加符合公民共同体的最大利益？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进入古典时代政治思想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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