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还是在进入一个由少数人定义未来的时代？

编者按：如果说过去几年，人们讨论人工智能时最常问的是“AI会取代哪些工作”，那么今天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或许已经变成：AI创造的财富最终属于谁？技术进步究竟会扩大社会分裂，还是能够成为重新建立公共信任的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在《金融时报》发文《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将AI放入经济制度和财富分配的框架中考察。他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失业，而是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财富集中以及AI投资泡沫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

英国前首相Gordon Brown在新书《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中关注的则是另一场危机：当社会联系、公共信任和共同体不断瓦解，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为什么会持续扩张？他的答案是，民主社会需要重新建立公民之间的联系与信任。

记者和社会活动家Naomi Klein与Astra Taylor的《End Times Fascism: And 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则把视野推向更加激进的未来：当AI、气候危机、战争、贫富差距和极端民族主义同时汇聚，一些掌握巨大财富和技术权力的人，是否正在为“灾难之后的世界”提前准备？

这篇文章与两本书从经济、民主与技术政治三个角度，指向同一个问题：当旧有的社会契约正在失效，而AI又加速改变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还是在进入一个由少数人定义未来的时代？

Essay：如何构建更好的人工智能经济（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by 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26年9月11日

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内容提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认为，人工智能正在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增长潜力，但如果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AI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失业、贫富差距、市场垄断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

Stiglitz尤其担心当前AI投资热潮形成泡沫。如果AI资本投入最终无法产生预期的生产率收益，泡沫破裂可能不仅伤害科技企业和投资者，还会通过投资、就业和消费渠道冲击整个经济。

但他并不主张简单地放慢AI发展速度，而是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AI经济”。他的核心政策思路包括：加强反垄断和竞争政策，限制大型科技企业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加强对AI带来的虚假信息等社会风险的监管；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机制，让AI创造的财富更加广泛地惠及社会。

Stiglitz同时反对把全民基本收入（UBI）作为解决AI失业问题的主要答案。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仅是“给失业者多少钱”，而是AI提高生产率之后，谁拥有技术、谁获得收益、哪些工作被替代，以及社会如何重新分配由技术创造的财富。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AI会不会抢走工作”这一已经被反复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经济政治问题：如果AI成为新的通用技术，未来的经济制度应该如何重新分配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与权力？

作者介绍：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与George Akerlof、A. Michael Spence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以及收入不平等研究闻名。

Stiglitz长期关注全球化、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和公共政策。近年来，他将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特别关注AI对就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和经济权力结构的影响。

他与Anton Korinek此前已经合作研究AI对收入分配和失业的影响，认为AI和自动化可能具有节约劳动力的特征，并进一步扩大收入与财富差距。

相关书评／访谈：

* Joseph Stiglitz on how to build a better AI economy — Financial Times2026年9月11日。本文原文，也是本期书讯推荐的核心文章。Stiglitz在文中系统提出其“better AI economy”的政策框架。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Oxford AcademicStiglitz与Anton Korinek等人关于AI、自动化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可作为理解他此次观点的重要背景文本。

《未来从我们开始》（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26年9月）

by Gordon Brown（戈登·布朗）

How global crises and community breakdown are link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内容提要：世界正在经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危机：战争、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移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际秩序的瓦解。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未来从我们开始》一书中提出，这些危机背后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公民社会和社区生活的衰退。

布朗认为，从社区组织、青年俱乐部、工会、宗教机构到各种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过去几十年来不断衰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弱，也导致公众对政府、政治制度乃至彼此的信任下降。社会的这种“原子化”，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存在密切关系。

为了寻找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布朗利用了覆盖45个国家、近10万人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考察人们为什么会失去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任，以及什么样的公民参与能够减少偏见、敌意和政治极化。

本书由此提出一个与通常政治改革不同的思路：解决全球危机不能只依靠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也需要从基层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布朗主张通过恢复社区生活、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重新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进一步重建国际合作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这既是一部关于民粹主义为什么兴起的政治分析，也是一部关于西方社会为什么失去共同生活能力的社会观察。布朗尤其试图说明，国内社会的分裂与国际秩序的失序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无法建立信任，就很难在国家之间重新建立合作。

作者介绍：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工党政治家、经济学家，1997年至200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2007年至2010年担任英国首相。他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并长期关注全球贫困、教育、国际发展和多边主义问题。

离开英国政坛后，布朗继续从事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工作，曾担任联合国全球教育特别使者，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融资大使。他著有《我的时代》《永久危机》（Permacrisis）等作品。《未来从我们开始》延续了他近年来对于全球化、贫困、民粹主义和国际秩序危机的思考。

相关书评／访谈：

* The Guardian｜Gaby Hinsliff：《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书评这篇书评重点讨论布朗如何把全球危机与社区关系的崩解联系起来。评论认为，本书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不是关于国际秩序的大型制度设计，而是他关于社区、公民参与和面对面交流能够减少偏见、恢复信任的分析；同时也对他重建全球规则体系的方案提出质疑。The Guardian｜The Future Starts With Us 书评

* Financial Times｜Stephen Bush：《Brownism without the reckoning》这篇评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视角：布朗今天批评导致社会不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他本人正是新工党时代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FT因此追问，布朗是否真正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改变了观点，以及他提出的新政策究竟如何实施、由谁承担成本。对于理解这本书的政治背景和布朗本人的政治转型，这篇评论尤其值得阅读。Financial Times｜Brownism without the reckoning

《末日法西斯主义：以及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而战》（End Times Fascism: And 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美国：Farrar, Straus and Giroux；英国：Allen Lane，2026年9月）

by Naomi Klein（娜奥米·克莱因） & Astra Taylor（阿斯特拉·泰勒）

How the far right, Silicon Valley and apocalyptic survivalism are reshaping politics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贫富差距、战争和政治极化正在同时改变我们的世界。但娜奥米·克莱因和阿斯特拉·泰勒认为，当今右翼政治最值得警惕的变化，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末日法西斯主义”（End Times Fascism）：一群掌握巨大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人，不再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让大多数人共同生活的未来，而是在为灾难本身做准备。

作者将这种新的政治形态理解为三个力量的汇合：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科技加速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前者把气候灾难、战争和社会危机视为末日预言正在实现的证据；硅谷科技巨头则相信人工智能、太空移民和技术加速能够帮助人类——尤其是他们自己——逃离即将到来的危机；民族主义政治家则把对移民、少数族裔和“外部敌人”的恐惧转化为政治动员，主张建立更加封闭、武装和排他的国家。

克莱因和泰勒特别关注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最有能力影响未来的人，正在越来越少地相信一个所有人共享的未来。他们一方面推动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的AI、化石燃料以及其他高增长产业，另一方面又投资私人岛屿、地下堡垒、太空旅行等“逃生方案”。在作者看来，这种“末日生存主义”并不是对危机的被动反应，而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逻辑——通过制造或加速危机，然后利用危机进一步集中财富、权力和资源。

因此，本书讨论的并不只是“法西斯主义会不会卷土重来”，而是试图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当一个社会的统治精英已经不再相信共同的未来时，政治会变成什么？

作者同时强调，末日法西斯主义并非不可阻挡。她们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寻找抵抗的可能，主张重新建立集体行动、社会团结和公共利益，让普通人重新获得塑造未来的能力。书名中的“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正是对“少数人逃离、其他人被留下”的末日政治的一种反击。

作者介绍：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是加拿大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期研究全球化、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政治运动。她最著名的作品包括《No Logo》《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和《这改变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她长期关注危机如何被政治和经济力量利用，也是当代左翼政治和气候政治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

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是美国作家、纪录片导演和社会活动家，长期研究民主、经济不平等、债务和社会运动。她参与发起了 Debt Collective，并著有 The People’s Platform、Democracy May Not Exist, but We’ll Miss It等作品。两人此前已经围绕“末日法西斯主义”共同撰写文章，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