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 从《周霄问仕》到“中马”助产士，看中国的知识人

编者按：2026年6月30日日本读道社推出王晓林编的《陈伯达年谱 另编：“中马”助产士的戏剧人生》。这是作者继《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之后，再对“‘中马’助产士”陈伯达的年谱进行“另编”。与之前的“另编”一样，这份“另编”也是针对余汝信先生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作者坦言：我并不想继续和余汝信先生作对，他出一个“谱”我就出一个“另编”。公平地讲他这本《陈伯达年谱》比起他上的一本《康生年谱》，至少我的评价还是好一些，那些令人憎恶的东西——预设立场，对谱主阴险的一面故意遗漏，对他的恶形故意篡改，对他的恶状故意隐瞒，臆造他没有过的善，绕过他在场的场合，编造他不在场的伪证，漏着、挑着、跳着编撰年谱……要少了不少。虽然在写作手法上，余的谱还是采用大量抄录现成文件逾 10 万字……与前一本《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不同，这本“另编”不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一种感性，一种想要解开上辈人情感、情怀的好奇和兴趣。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刊发《陈伯达年谱 另编》作者王晓林自序。同时也一并列出有关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的相关文章，供读者参考。

与中国科举形成的知识阶层“读书服务帝王家”的“入世情结”不同，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的人。

——金雁《倒转红轮》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他很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先声）的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雷蒙德 •F•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

正如西方人那个特别、特别不礼貌的提问——“你们中国知识界在 1949 年以后究竟有没有哪怕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1】里隐喻的，面对一种集垄断、强暴和奴役于一体的体制，中国知识界究竟有没有哪怕一位能够称得上俄罗斯人首创的“知识分子”一词的知识人呢？面对如此刻薄的提问，当年是李慎之先生慢慢站起身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答道“有，有一个，顾准”。

这里先不谈顾准，来看看本书的谱主，一位典型的中国读书人、知识人，且是天才的读书人、知识人，且不仅仅是 1949 年以后，而是从总角、黄口直至耄耋、鲐背都堪称天才的读书人、知识人。

但他算得上是一位俄罗斯人口中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绝不拖泥带水——“No”！

30岁左右的本书谱主纯粹就是个尚古的天才青年书生。从他22岁发表处女诗作《兵？匪？》到 20 岁加入国民党、32 岁加入共产党，写出一系列对中国上古、中古社会略考以及对古代哲学的诠释，说到顶也就是彼时“现存制度温和的批评者”，且是很时髦的批评者。要是有人拿他那时的文章例如《中国的言论界》、《论自由》之类来评价他是个“思想反对派”，那就错了。你可以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上稍作搜索，仅仅这两个题目就有五花八门的媒体、成千上万的文章在线，不是这些人物、这些媒体不出彩儿，实在是那时“中国的言论界”太“自由”，借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叫“不是人民怕 ××，而是 ×× 怕人民”。

所以如果你问“他能算得上是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就会有些扭捏——“Perchance”，因为很犯愁这样一来不知把谭嗣同、胡适、鲁迅、顾准往哪放。

他更不是“心灵反对派”。虽然 40 岁以后的他奉旨写出过《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评 < 中国之命运 >》，但他从未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像当年俄罗斯哲学船上那帮哪怕已是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要不停地和它叫板的人那样，终其一生就是要制衡它，你好也罢、坏也罢，我就是要做天平上“那一头”的筹码。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只是将制衡政府、权力和体制作为使命来实践。反观陈氏，他终其一生（至少大半生）是天平这一头上的“重物”而非那一头的“筹码”。

但你如果问“他算得上一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斩钉截铁——“Yes”！

是的，陈伯达就是一位典型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从而立年之年的“问仕”、到不惑、知命、花甲之年，一路疾驰在“载质出疆”、“由其道而仕”的路上，虽轰然倒下在古稀，身陷囹圄至耄耋，可“一身屠龙术，货与帝王家”的旧套路肯定是走完了。至于“新中国”新在哪里，本书不予置喙、也不敢置喙。

1935 年末，31 岁的陈伯达在《浪花》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周霄问仕》的文章。本书编者凭直觉感到这大概率是能叩问陈氏精神基因的东西，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找到陈氏原文。这里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周霄问仕》的出处和白话译文录下——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白话译文——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

孟子说：“做官。古代的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惶惶不安；离开这个国家时，必定要带上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公明仪说过：‘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那就要去安慰他。’”

周霄说：“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就要去安慰，不是求官太迫切了吗？”

孟子说：“士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用来供给祭品；夫人养蚕缫丝，用来供给祭服。（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米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祭器、祭服都不齐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宴请，（就像遇到丧事的人一样，）还不该去安慰他吗？”

周霄问道：“离开一国时，定要带上谒见别的国君的礼物，为什么呢？”

孟子说：“士做官，就像农夫种田；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我们魏国也是个有官可做的国家，却不曾听说想做官这样急迫的。想做官是这样急迫，君子却又不轻易去做官，为什么呢？”

孟子说：“男孩一出生，就愿给他找妻室，女孩一出生，就愿给她找婆家；父母的这种心情，人人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同意，媒人的说合，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翻过墙头跟人，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人下贱。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不从正道求官，是同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的”。

——百度百科

陈伯达尽其一生践行了孟子的这番教导，演绎了这个典故。

撇开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周霄，回到数十年前的顾准，他老人家有段话特别精彩——

“人们既身处于历史过程之中，又各以自己的哲学语言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各人有各人的哲学，却都假一个已成思想体系之名来进行争论，孔夫子对中国，基督教对欧洲，黑格尔对德国，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者，事同一例，又何必深责呢？”【2】

这个所谓“思想体系”，顾准一开始管它叫做“模子”。他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几十年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东西令他痛苦，后来他叫它做“铁罩”——“到处以狂妄自大的森严铁罩，把一切即使属于学术性的，然而不合‘钦定规律’的意见格杀勿论为止”【3】。也是他最先悟到这东西在中国和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里早就有个现成的、由西方哲学家起的名字，那就是 Ideology，中译众口铄金叫做“意识形态”。

本书谱主正是一位地道的“意识形态”份子，且何止是“份子”，他是中共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和管理者，就如保罗 · 约瑟夫 · 戈培尔之于纳粹德国、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之于苏维埃俄国，只是形象不如他们威武雄壮，谈吐不如他们铿锵狼亢罢了。

Iδεολογία（希腊文）Ideologia（拉丁文）、Ideology（英文）、Idéologique（法文），工艺家一般叫它“模具”或者“模子”；数学家很专业地叫它“模型”或者“矩阵”；医学家偶尔叫它“子宫”；生物学家喜欢叫它“基质”；社会学家不大确定地叫它“制度”或者“体制”；哲学家严肃地叫它“观念”；革命家们则兴高采烈地把它叫做“意识形态”。

特别是自马克思 1845 年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始，这 4 个汉字简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宝典和秘诀，后来竟成了一种公职，一种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行使政府职能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职业——“意识形态管理者”【4】。殊不知这个来自西方的词汇原是个大大的贬义词，远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近可查阅拿破仑把他不喜欢的哲学家叫做“意识形态家”的轶事。这个东西最方便以君临的姿态笼罩住所有人类的社会生活，令绝大多数人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臣服。

陈伯达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管理者”，自中共延安时代早期起，他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不过这两个头衔还不足以定义他在中共的位置，他更出色的角色是位“助产士”、“接生婆”，助产、接生了“中马”这一胎儿。“中马”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也，至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它是个“福胎”还是个“怪胎”、“孽胎”，请见仁见智。

2009 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逝后荣誉衔）”龚育之和“中共党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在世实衔）”石仲泉合著了一套上下册、精装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巨著，煌煌 85 万字，系统阐述了何为“中马”及其发展史。在开篇寥寥数语提到恽代英、蔡和森后立刻话锋一转，斩钉截铁断言——“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却非毛泽东莫属”【5】，换言之，“中马”之母非毛泽东莫属。而这位“母亲”何其有幸，在她最需要的时候遇上了最优秀的助产士、接生婆——陈氏伯达。

可这 85 万字从头到尾就硬是找不到“陈伯达”【6】 字。何其不公！

先来看看这位产婆的履历。虽然陈氏的晚年名义上是惨败在“天才论”上，但首先必须肯定他确是一位真正的天才。按照眼下标准，此人可说压根就没什么学历遑论学位。

10 年私塾、2 年中专师范、3 年小教，放到眼下能送个外卖就很不错了，可人家 18 岁起就作诗写文并连续在各大媒体上发表，诗，磅礴大气、浩然恢宏，文，深刻透彻、逻辑清晰。20 岁上，他就能和一众大师如郭沫若、郁达夫、郁风等平等沟通、平视交流。在33 岁上结识毛泽东前，他已经著作等身，且都不是花前月下、鸳鸯蝴蝶之类，而是如《原意志》、《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战后世界殖民地之新形势》、《论谭嗣同》、《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殷周社会略考》、《春秋战国社会略考》、《论自由》、《墨子哲学》、《老子哲学》、《国防概论》、《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之类能吓得死人的题目下，包罗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各科学目的著作，而时评性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且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专政”、“斗争”学说日趋契合。

按照“周霄问仕”的标准，他“载质事君”的份量是绝对够了。

1936 年，从井冈山徒步走到陕北刚站住了脚的毛泽东，生出了只有文人革命家才会有的紧迫感，那就是要在人类最根本的学问——哲学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否则就会被“自己早年送走的一批批出洋留学的学友”6 抛在身后，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个草莽英雄，甚至是个连草莽英雄也算不上的流寇首领，在青史上寂寂无名或根本留不下任何痕迹。

毛先生从青年时起就对哲学兴趣盎然。21 岁师从自己未来的丈人杨昌济初探哲学；22 岁与蔡和森、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同年致信黎锦熙（语言学家），有“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 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4 岁手抄 7 本杨昌济译《西洋伦理学史》给同学阅读；26 岁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期间加入“北大哲学研究会”；27 岁就立志要“创造自己的哲学”……【7】

如今他已年过不惑，却在学术上少有建树，加上完全不懂外语，与那些“出洋留学的学友”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说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小平这帮东洋、西洋回来的海归，就连小他一轮的王明都在苏联和东欧的无数媒体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而他却只能从哪些“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的书中“取4 个字——阶级斗争”作为纲领【8】，与他 3 年后在在延安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大会上演说、30 年后在红卫兵拥众集会上将“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再造、总结的另 4 个字“造反有理”相映成趣。

此刻的他急需一个理论上的“军需长”，就像一位临产之妇急需一位优秀产婆。陈伯达就在这时出现了。

多年后，陈对到秦城探监的儿子陈晓农说“我那时很年轻，还不是共产主义者，思想一度很沉闷。德国的梅林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反对过马克思，但他后来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写的《马克思传》至今仍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