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泽尼克 | 麻省理工学院的十六位终身女教授

编者按：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承认其存在系统性性别歧视，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美乃至全球学术界的震动，被视为科学界性别平权运动的分水岭。《破例者》并非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关于科学界性别歧视的编年史。它以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的职业生涯为主线，通过其个人视角，折射出1960年代至21世纪初，女性在顶级科研机构中从被忽视和边缘化，到最终团结起来抗争的艰难历程。作者凯特·泽尼克 Kate Zernike为《纽约时报》记者，是获得 2002 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的团队成员，该团队因在“9▪11”恐怖袭击前后报道基地组织的故事而获奖。她曾担任《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2026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风之回响RESONANCE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破例者：十六位女科学家与性别偏见之战》，本文为该书节选。出版社授权刊发。

1999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周日版》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承认其科学教师队伍中长期存在歧视女性一事。如《纽约时报》两天后的头版文章所述，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承认”，那时，该条新闻已经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全世界。女科学家们也在电子邮件中热烈地讨论此事，她们早就知道自己受到的重视不如男性同行，但就算曾谈及相关话题，那也只发生在她们之间。这是世界上最享有声望的机构之一，代表着卓越的科学水平。这些歧视并非发生在某个黑暗时代，而是发生在1990年代——新千年到来的前夕，立法和女性运动打开机会之门的数十年后。当时，大多数刚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女人们都未曾想过偏见会阻挡她们的路。那些抱怨过歧视的女性最终都会陷入各执一词的僵局，随后不了了之。而现在，麻省理工的校长终于开口说它是真实存在的了。

这次承认不是因为诉讼或正式的投诉，而是因为16位女性的工作，她们从彼此陌生到一起秘密工作，有条不紊地收集案例——采用她们作为科学家的方式——麻省理工无法忽视这些人。她们颠覆了关于为何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如此之少的惯常假设，随着其他的大学、慈善机构和政府机构也迅速跟进，开始解决数十年来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偏见和差距，全美上下发起了一场“清算”。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将该事件称作“一场发生在整个学术界的气候变化”。

我就是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写这篇报道的那位记者。我意识到它可能会引发共鸣——尽管无法预料到会有多大——是受到我父亲的启发。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于1956年来到美国，为剑桥的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顾问。父母在我出生前就搬走了，但父亲经常去麻省理工一个名为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中心看望合作者，也会顺道来波士顿看我，他提议我去了解该校一位人称“碳女王”的物理学家米莉·德雷斯尔豪斯（Millie Dresselhaus）为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所做的事情。

最初我忽视了他的提议，直到我听说了麻省理工那些女性的事情。她们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和她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差不多大。我母亲1954年大学毕业时曾想上法学院，但她父亲询问了他在多伦多的律师朋友的意见，然后告诉女儿没人会聘用她。于是，她转而去了麻省理工对面的商学院，注册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HarvardRadcliffe）的工商管理课程，这是女性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唯一路径。那一年，《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的中间一栏报道了这一课程，中栏专为标新立异或“轻松”的专题而设。报道引述了商界领袖们的话，他们惊叹拉德克利夫的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聪明”，但也感叹“太多人结婚太早”。（“她们太好看，又刚好适龄，而银行里的男人又太多了。”）我母亲毕业后也去了一家银行工作，后来辞职结婚，养育了三个孩子，但她一直后悔没有去法学院。在我七岁那年，她去读法律的决定——我是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成了我童年时的决定性事件。她先询问了耶鲁，那里的一位男士告诉她：“我不会让我妻子上法学院。”她最终选了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

毕业一两年后，有一次她在法学院的图书馆，想从哈佛校友录中查找自己的信息。在那里，她发现自己名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缩写：BA、MBA、JD、W/M（分别是Bachelor of Arts、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uris Doctor、Wife/Mother的缩写，意思依次为文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法律博士、妻子/母亲。——译者）。由于不认得最后一个，她查了关键字索引，发现是“妻子和母亲”。

那时候，母亲每天通勤三个钟头去曼哈顿下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大多数晚上还要回去做晚餐。我当时大约十二岁，坐在外面的台阶上，还无法完全理解她从法学院图书馆冲出来时的愤怒。她开着车回家，一路咆哮：“妻子和母亲！妻子和母亲？”后来，这成了一个家庭笑话。但直到我在波士顿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还不能说自己彻底搞懂了它。在河对岸，剑桥已不再是我父母拥有第一套公寓的那座城市，现在它只有豪华餐厅和不可企及的房价。实行男女同校制二十五年后，我以为母亲的经历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麻省理工的女人们却让我明白它没有成为过去，至少在科学领域没有。她们发现了性别歧视的新形式，更不易察觉，但依然普遍存在。我为她们的聪明才智，以及她们如何启发了管理这所大学的男性而震动。她们的经历成为我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接下来二十年里我将要书写的女性相关问题与争论的一种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麻省理工这些女性所描述的一切开始变得不那么遥远，而是更加真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改变发生了。

当时就像现在，我把这个故事看作是16位否认自己是活动家的女性所经历的一次非凡的坚持和冒险。在一位勉强的女权主义者的领导下，她们更倾向于务实，而不是闹革命。她们对宣传不感兴趣，只想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在我探究她们的故事——以及她们前后的科学界女性的故事时——不断地在我脑中，以不同词形出现的一个词，就是“例外”。科学领域的成功女性被称为“例外的”，好像她们如此聪明是不寻常的。她们不寻常并不是因为能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而是因为克服千难万阻取得了所有成就。她们中的很多人多年来都把个别情况或事件解释为例外——并非因为偏见，而是因为客观条件——以此将歧视置之度外。只有当她们走到一起时，这些麻省理工的女性才看出其中的规律。仅仅这种认识，也使她们成为例外。

我认识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已有二十年，是她领导了这些女性。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人生是从无名氏南希开始的。就像无名氏约翰英语中的John Doe意思是某约翰，类似中文中的张三、李四，指一个不知道确切身份的人。——译者或无名氏简一样，这名普通女人的经历是广大女性的缩影，是那个证明了规则的例外。

第十八章 16位终身女教授

打电话给玛丽卢安排午餐的时候，南希觉得她已经不抱希望了——希望要回她的课程，希望在系里感受到价值。现在，坐在丽贝卡餐厅的小桌旁，南希突然感受到了力量。像玛丽卢这样有能力有声望的女性看到了南希认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问题——麻省理工必须面对这件事，必须做出回应。玛丽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生物学领域广受尊敬和喜爱。菲尔或理查德·海因斯可能会以“难以相处”为由把南希撇到一边，但没有人能否定玛丽卢。

南希仍然不认为她能拿回课程。但感觉有可能带来更大、更好的事情——一种变化，尽管她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是怎样的。

她和玛丽卢道别时，还不知道她们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除了跟别的女人谈谈之外。眼下，即使在麻省理工工作了二十多年，南希也说不出许多女教员的名字。所以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打了个电话给露丝·佩里，七年前，是她聘请南希教女性研究课程。佩里自空间之争以来就一直在说，南希受到了歧视，但她知道南希并没有被说服。现在，佩里马上开始忙活了，不到一周，她就在南希位于尚西街的公寓里召集了一小群女人。她们来自学校的各个角落：玛丽卢，经济学家凯伦·波伦斯基（Karen Polenske），工程师洛纳·吉布森（Lorna Gibson），哲学系的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

女人们坐在南希家宽敞客厅的沙发上，讲述了各自的经历——突然被调离教学任务，被排除在科系的决策和重要工作之外，即使是这些年来女学生占据半数以上的人文学科也如此，那里的女性教员占比不到25%。洛纳回忆起一位和自己差不多时间被聘用的工程系男同事，说他买了一栋房子，当洛纳告诉他自己还在攒钱买房时，他解释说，他导师从学校为他担保了一笔贷款。那时她才意识到，男人们拥有一整套她不知道的特权。其他女性怀疑自己的工资比同等职位的男性低，但她们没法知道，因为工资是保密的。朱迪斯说，她认为只是麻省理工工资水平较低，她一个以前的男学生，刚刚被斯坦福聘为助理教授，比她这个正教授挣得还多。南希想争辩，但忍住了。朱迪斯比她大十五岁，1964年受聘。南希明白，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会认为自己被大学聘用已经很幸运了。有时候，不去想自己遭受的对待，会更舒服一些。

女人们建议所有人都在给校长的信上签名，要求和他会面。朱迪斯建议她们从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玛丽·罗开始。其他人说不行。空间之争已经让南希看到了玛丽·罗的权力局限。这个晚上让南希和玛丽卢很怀疑，想搞清楚麻省理工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否过于雄心勃勃，更不用说找出解决方案了。麻省理工有五个学院——建筑学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管理学院和理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文化，这可能解释了工资和地位的差别。在任何实验中，最好限制变量，她们认为最好专注于自己了解的理学院。玛丽卢听说教务长办公室有一项增加女教员数量的倡议。南希对这所大学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十八个月前，她甚至还不知道教务长的名字——所以她打电话给维拉·基斯提亚科夫斯基。维拉是第一位被聘到物理系的女性，刚刚退休，她出身于科学皇室，她的父亲曾领导为曼哈顿计划研制炸药的团队，是哈佛的化学教授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还获得过国家科学奖章。在麻省理工，维拉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工作了很多年，尽管她的资历和她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一样。1972年，她为美国物理学会撰写了第一份关于女性地位的报告。

在电话里，维拉告诉南希，麻省理工有两个专门处理女性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是玛丽卢提到的教务长办公室的委员会，它更侧重于招聘；另一个是伯吉诺院长在理学院新成立的平权行动委员会。每个系在这个委员会里都有代表，但维拉想不起来生物系是谁，所以她让南希别挂电话，自己去查了一下这个名字：是弗兰克·所罗门。南希倒吸了一口凉气。过去一年里，伯吉诺院长为什么没有在任何一次和她的谈话里提到他的委员会呢？而且生物系里怎么能派弗兰克做代表？南希认为他一直在贬低系里的女性。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对麻省理工女性（生物学家们）的终极玩笑。”

她和玛丽卢决定从理学院开始，先找丽莎·施泰纳谈，她是1967年生物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丽莎告诉她们，几年前她发现自己的工资比系里同龄男性的工资低40%。这一发现让她陷入长期抑郁。最近，她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获得团体资助的免疫学家，而这项资助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为系里其他人的工作提供资金。南希问她为什么没有问问其他人，其中一位曾是丽莎的博士后导师，一直是她的朋友。

“每次我想去问，我就开始哭。”丽莎说。她说，生物系的做法让她觉得“不民主”，但她不能肯定这是歧视。她建议她们列一份理学院所有女性的名单，对她们进行调查，询问是否认为教职员工中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也许她们会想和校长见面，或者给校长写封信。丽莎从书架上取下课程目录，翻到按系排列的教授名单，3个女人一起开始仔细研究那些名字，以确定哪些是女教授。

看起来寥寥无几。“你们觉得女人是分开列的吗？”南希问，“也许在书的后面？”

没有其他名单了。她们数了数： 15名女性获得终身教职，男性则是197名。她们所在的生物系拥有最多的女性终身教职： 她们3个加上2位年轻教师，露丝·莱曼和特里·奥尔韦弗（Terry Orr Weaver），都是这一年刚通过的。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人数第二多，有4人。化学有2个，EAPS有3个——必须查一下才能知道EAPS是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的缩写。物理系有一个，数学系一个也没有。加上没有终身教职的7名女性初级教员，总共是22名。不到理学院全体教员的8%。

至少这让她们的工作轻松多了。她们认为，没有终身教职的女性不会想要发声，甚至去要求这部分人也是不公平的。她们围坐在丽莎办公室的小桌旁，把名单分成两份。玛丽卢和丽莎负责约谈其中一份名单上的人，南希则负责另一份名单。

南希前往校园的中心，那里矗立着查尔斯河畔的新古典主义石灰岩大楼，她要去化学系找西尔维亚·塞耶尔（Sylvia Ceyer）。这是麻省理工最为宏伟安静的部分，与肯德尔广场上持续修建的癌症中心截然不同。当南希走过伊士曼庭树荫下的对角线小径时，她开始感受到和十天前午餐时在桌边等着玛丽卢读完那封信时一样的不确定，甚至近乎尴尬。

她们没有见过面，但南希经常在麻省理工的报纸上读到有关西尔维亚的消息，不是赢得了这个奖项就是获得了那个荣誉。西尔维亚是第一个从化学系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即使以麻省理工的标准来看，化学系也是一个艰难的试验场。南希猜想她一定很满足，很完美。西尔维亚年轻，金发，发尾整齐地蜷曲着，瓷器一般的皮肤，蓝色的大眼睛，像洋娃娃一样。现在，在她的办公室里，她正襟危坐，双手交叠在身前，身后的落地窗外是下方庭院里的树木。南希坐的椅子旁边放着一张大绘图桌，她瞥了一眼桌上的图纸，猜测西尔维亚正在设计某种大型机器，但她的工作是个谜。

西尔维亚也把南希当作了外国人，从南希的声音中猜测她是不是英国人。南希说话时，西尔维亚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也不露声色。西尔维亚认为，南希所滔滔不绝的，正是她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像南希一样，西尔维亚将一生致力于科学，甚至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份热爱。十岁那年，她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家图书馆里翻阅《什么是……？》系列丛书，突然看到了《什么是化学》中一个原子的图片，当时她甚至把化学一词中的“ch”发成了“chew”的音。在她那个年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