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 何为“中国”？——葛兆光《宅兹中国》引发的思考

编者按：2026年唐奖汉学奖颁发给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以表彰他的古代思想学术成就，其中重要一点便是“何为中国”。2011年，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出版，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全新方法论，主张在历史中理解独特的国家演进。该书重新阐释了宋代对中国认同的转折意义，确立了学术主体性，成为讨论“何为中国”的标杆著作，同时更是引发了国内外历史学界、思想界及文化界十几年来对“何为中国”问题的讨论，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便对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一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充分肯定葛兆光提出“何为中国”这一问题的意义，以及书中的许多精彩论述；同时也对书中“汉族中国”“宋代民族国家”等概念的使用和历史解释方法提出商榷。

2012年春天，经朋友推荐，我借到了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以下简称“《宅兹中国》”），当天晚上就一口气读完，有很多体会。很多时候，觉得作者言我所欲言、言我所不能言；也有一些时候，觉得有些提法和讲法有些疑问，需要斟酌。其中，让我感想最多、疑问也最多的是“绪论”和“第一章”，学到新知识最多的是涉及日本和朝鲜的几章，引起共鸣的是关于亚洲和边疆史地的几章，完全赞同的是国际视野之提倡，当然，感触最深的还是本书的主题——什么是中国（也即“何为中国”）？中国在哪里？如何看中国？这也是我在十八年前博士论文以云南历史为题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宅兹中国》这本书几经数版，学界反响很大，一时间似乎人人在谈，也被译为韩文、日本和英文出版。全书是由系列论文编成，所以前后行文和观点有时稍有不同。当年读了此书之后，我曾略作笔记，草成数页；多年以来，随着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及相关历史经验的思考，我认为有必要对此书提出的问题作一些讨论。本文只针对我手中持有2011年2月第一版（2017年8月第9次印刷）之内容，其他版本以及葛先生在其他场合的相关论述无法一一涉及，还请读者见谅。

缅铃及其他

《宅兹中国》有许多警句妙言，值得细细咀嚼。如“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于是，现在的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来自于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页32—33）这段话，在这个民族主义兴起、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读来振聋发聩。

从全书看，葛先生对东北亚极其熟悉，相关讨论得心应手；但对东南亚就没有像东北亚那样熟悉相关文献和研究现状，因此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有些不足或不确之处。

其一，是关于东南亚文化风俗的讨论。古代中国关于四夷和外国的记录，一方面当然存在所谓的中国的“东方主义”，是记录者自身的想象投射；另一方面，这些记录，也保存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元代周达观出使真腊，著有《真腊风土记》，其中记载国王要夜卧金塔下，与本地的九头蛇精“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其妻妾同睡。若此因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页79）葛先生认为这段记录大概是“一种传闻和想象，而想象的背后，除了天朝大国对于蛮夷的不屑和轻蔑外，就来源于一些人们常常阅读的古典”。（页79）其实，真腊国王和九头蛇精的关系，在印度佛教中有其所本，且在东南亚“印度化”的过程中，三佛齐、占婆以及真腊文献都有记载，因此，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想象，也不仅仅是天朝大国的轻蔑。关于这点，夏鼐在校注《真腊风土记》时已经略述大概，《宅兹中国》所引亦是夏鼐校注之版本，不知为何不认同夏说？

其二，是关于暹罗国的风俗。“男子自幼割阳物，嵌入八宝，以衔富贵，不然则女家不妻也。”（页84）友朋告知，这句引自《三才图会》的话中的“衔”确实是错字，原字为“衒”，为炫耀之意。《宅兹中国》认为，缅铃是传说，以后更是以讹传讹。关于缅铃，高罗佩有过考证。在男性生殖器中嵌入金属（金银或锡）球体其实是古代东南亚的风俗，因为据传出自缅甸，形状如铃，发声如铃，故称缅铃。这个风俗其实在明代已经传入云南等地，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岳凤叛乱事件，就指出岳凤身嵌缅铃。明代谢肇浙在《五杂俎》中也说：“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在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于势以佐房中术。”明清情色小说如《金瓶梅》《姑妄言》等也都有相关描述，《金瓶梅》称其自“南方缅甸国出产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不过，西门庆所用之缅铃，可能是同名异物，实则为另一种工具，并非嵌入男性生殖器中，或者是后来的衍生和误解。当然，缅铃并非专属缅甸，在东南亚大陆颇为流传，泰人中颇有人实践之。这个风俗，至今在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甚至台湾，遗风犹存。

其三，是有关女儿国之传说。其实，这也并非完全虚妄；或者说，初有所本，后来流传衍生，添加了荒诞不羁之情节。女儿国，或记为女王国，大家熟悉的便是《西游记》中的记载。唐宋史料其实已经记录了几个女王国，如《南诏野史》（成书于10世纪）就称南诏曾经南征女王国。以此论之，此女王国大约在东南亚大陆南部。东南亚以女性地位较高而著称，根据中国史料，传说中的古东南亚第一国扶南便是女王当政。《旧唐书》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汉文史籍中这些关于女儿国的记录，都是汉人父权文化对于他者的诧异和惊奇，也是自我父权文化的反证，这都是葛先生在书中所强调的视觉图像。

其四，《宅兹中国》第三章关于古地图的论述很精彩，葛先生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中也曾经阐述过。但本章附录《谜一样的古地图》谈到“令人惊异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则略有疑问。关于此幅地图中的非洲，葛先生以为是谜，其实细细分析，并不出奇。腓尼基人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就完成了环绕非洲航行，因此有关非洲的地理知识在地中海世界并不新奇，自然而然为后来伊斯兰世界和蒙古帝国所知晓。此图初本大约在元代绘制，所讨论的丝绣图则在明代建文四年（1402年）完成，无足为奇；但出奇的是此幅地图中居然没有东南亚。须知，至少在唐宋时期，中国人关于东亚与东南亚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对丰富了。义净和尚曾经几次往返广州和三佛齐（旧港）之间便是明证。那么，这幅地图为什么没有画出东南亚呢？窃以为此幅地图是地中海知识、伊斯兰知识和北方丝路知识之间的传承和叠加，最后得其大成者是在元代的北方，所以对于欧亚大陆尤其中亚一带异常熟悉，而于海洋和东南亚则比较陌生，故略而不作。可以佐证的是，此图原来关于朝鲜和日本的部分颇不完备，故李朝命其官员添加了朝鲜和日本地理，尤以朝鲜为“庞大”（页137）。与之同源的另外两幅地图也可映证。（页145）因此，我判断，这是一幅以大陆（北方）为中心和视觉的古地图，是旧大陆（Afro-Eurasian continent ）的文明结晶。

其五，《宅兹中国》第五章关于亚洲主义写得非常好。前几年，这个话题一度非常流行，《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发表了杜赞奇等人的一系列文章。近些年来杜赞奇一直在倡讨这个问题，其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摸索。因为亚洲是个不断被概念化的地区，其内部并不均质，其外延无法界定。关于亚洲主义的想象和提倡，基本如《宅兹中国》所说，是殖民主义下东亚各国的反应、抵制和抗争。我尤其赞同葛先生在书中所说，“‘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页171）其实，国外学者在研究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地理／文化的空间概念时，已经作了非常好的反思，似乎可以直接用于涉及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马汀·刘易斯（Martin W. Lewis）和卡伦·魏根（Kären E. Wigen）的著作《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的批判》（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大陆、洲（亚洲、欧洲等）、东方、西方、近东、远东、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南北世界、东亚、东南亚、南亚等等词汇，都是元语言学（metalanguage）现象，在使用上都要视其语境，斟酌再三。同样地，“中国”这个词也是如此、必须如此。

以上提到的一些不足之处，多数属于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不过，《宅兹中国》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涉及一些原则、理论和方法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宅兹中国》用“汉族中国”去提领“文化中国”与概括近世中国，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强调中国国家形成的特殊性，我以为颇为不妥。

原则和陷阱：历史上的中国

基本概念的定义、理解和梳理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关键，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历史学当然如此。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20世纪以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从而也是中国学者不断努力试图诠释和达到共识的问题，便是“什么是中国？”从理论上讲，有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定义和共识后，才能书写中国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先生“疑古”的努力和建树，提出并回答了中国之初从哪里开始，实质上是回答什么是中国。他巨斧一劈，指明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形成的过程，批驳了神话中的中国概念，引入了动态中发展的中国概念。在上个世纪石破天惊的疑古学派冲击之下，考古学家、文献学者结合此后的考古发现（包括可贵的出土文献），在书写上古历史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进展，以至于最近的某些学者居然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乐观表述，甚至有人说“信古”比疑古更难。笔者不知道更难是什么意思，难道更难是指更可贵吗？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判断而言，对于材料，无论官方或者民间，接触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便是批判性的怀疑和分析，而不是相信和接受。至于分析之后的全部接受或部分接受，那是以后的事了，是在怀疑、分析之后次生的产物。

笔者推崇疑古学派并不是说顾先生解决了“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顾先生当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受其启发，许多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内涵和外延。王元化主编的《释中国》便搜集了20世纪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而在《宅兹中国》发表之后，更有许多论中国之作；从这点上看，《宅兹中国》功莫大焉。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一个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中国？或者简而言之，有没有一个持续不变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笔者想，绝大多数国人，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答复的。因为中华文明引以为豪的便是其连绵不断的持续性。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又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中国不是现在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概念，当然也不能将其溯流而上至于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因为历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就是根据时间而单向流动，因古至今，顺流而下，而绝不能以今推古，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是以果推因，忽视抹杀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假如接受了这个原则和前提的话，我们必然考虑最初的中国概念（无论是传说中的夏，还是商、周），而后顺流而下，分析此后的中国。也就是说，从最初的中国出发，我们顺着时间的长河一路泛舟，发现东西南北的支流纷纷汇入，不断增强水量，拓宽河岸，冲刷河床；与此同时，两岸和河床的地形地势，也束缚、阻碍、引导、扭曲、孕育着河流的水势。假如这个比喻还算恰当，那么，最初的的河流或者河流的上游，与河流的中游与下游即使一脉相承，也是大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包括，此河流非彼河流，最初的源头并非最主要最早的源头。中途汇入的所谓“支流”反而有可能是大河的源头。

以上当然只是理论上可能性的讨论。这种比喻，或者只有形象上的相似罢了。可是，如果这种比喻勉强可以和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有一些相似，那么，我们不得不需要承认并思考，在一个中国这个大前提下，似乎也存在着重大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而每一阶段的中国或因容纳外来因素或因内部飞跃而与此前此后的中国有着相当显著的不同。佛教传入后的中国以及晚明社会似乎可以体现这种阶段性。

当然，阶段性的中国不能用来反驳一个中国的延续。相反，阶段性的中国必须且应当具有相当的公约数，其中最大的公约数便是“历史上的中国”此一概念。

那么，最初中国以及各个阶段的中国的主体性是什么？或曰：“谁是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是谁？”是他们（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人），还是现在的我们来理解归纳和接受所谓的古代“中国”呢？按照前已述及的史学原则，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某一特定阶段中国人对中国的理解，然后寻求最大公约数。当然，我们（指的是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也要延续古代、近代中国人的理解而考虑在内；但是，坚决不能把我们现在的阶段性理解逆流而上加诸于古人。

简而言之，第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历史上（包括当代）的中国，各有阶段性；第二，探讨中国概念，不能逆流而上而把现在的概念、观念推到古代；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需要界定讨论的范围和标准，从某一角度如果不是从最本质的标准和内容来分析，比如说，假如我们接受中华文明四千多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以此作为中国概念的明证和表述，那么，我们是否简单地把中国等同于中华文明？换言之，中国这个概念，应当或者可以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来定义？文明？文化或宗教？政权也就是王朝／政治制度？抑或人群？甚至扩展到经济体？以上三点，笔者以为应当是讨论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的原则，反过来说，也是讨论中很容易失足的陷阱。根据这样的理解，《宅兹中国》这本书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而其最大的问题便是投射性地提出和应用了近世中国的“民族国家”以及“汉族中国”这些概念。

民族是否可以投射到古代中国？

“民族”是《宅兹中国》一书的关键词、核心词，我们这里不可以不对其作一些讨论。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国家？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老实说，笔者以为，很多学者在使用民族这个词有很大的问题。民族在中国基本就是一个当代概念，这个当代性包括同时集中体现在它的政治性，因而不能应用于古代或者近世中国的自我意识和身分认同；同理，民族国家也不能适用于古代中国或近世中国。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