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本什么书——评一本屡获大奖却令人失望的奥威尔妻子艾琳传记

编者按：2025年，台湾黑体文化推出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在这本书中，作者安娜．方德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艾琳的人生，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艾琳不仅是欧威尔的后盾，还积极参与英国独立劳工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危险政治工作，却在欧威尔的《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中被简化为「我的妻子」，名字与贡献被抹去。 方德透过自身作为妻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引用「第二轮班」概念，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她质疑欧威尔如何在揭露极权暴政的同时，忽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在作品与生活中「取消」艾琳的存在。方德进一步批评文坛与传记作家如何共谋抹除女性贡献，替欧威尔的道德瑕疵（如外遇、嫖妓）开脱，将父权体制比喻为「双重思考」的黑暗核心。最终，文章呼吁重新审视艾琳的价值，挑战「父权是好的权力」的迷思，强调女性在历史与文学中的能见度。书评曾刊出台湾作家房慧真为《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一书所写的推荐序。

然而读者林文在阅读完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之后，却感到失望，作者说到：“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人类越来越把“被看见”误认为“存在”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最早知道澳洲学者方德的这本书（英文名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去年在一个阅读平台上看到了它的中文版书讯，同时还有一位台湾作者的推荐序。据介绍，书的主旨是呈现一个伟大作家背后默默无闻做出牺牲的女性，借此“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进而质疑奥威尔的双重性，在揭露暴政的同时自己又作为父权的实践者在碾压女性。平心而论，这涉及一个历史久远、也非常真实的话题（女性为男性所做的牺牲，或者说文明成就背后的牺牲），同时也切合了当下的潮流；它的用词或许尖锐，但考虑到使用者或许意在刺激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所以也并非大的问题，毕竟这里所谈论的，是不应忽视、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也许是我天性喜欢质疑使然，同时引起我兴趣和疑问的，是文章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书作者方德的一个发现：她以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论据，指出他的妻子虽然与他同在西班牙参与保卫共和国的事业，但其名字在书中一次也未出现，作者由此指控奥威尔有意抹掉她的贡献，而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所知的一切却任由他撷取”，明示暗示他独占了荣誉。

我对奥威尔的生活虽不了解（尤其这位妻子的付出），但对他的作品还算熟悉。我知道他的作品和立场受到过很多批评，但从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批评。这有点让我联想到奥威尔描述的他在东方的经历：“每次你都以为已经把蚊帐里最后一只蚊子拍死，可每当一关灯，就又有一只开始嗡嗡作响。”

不过首要的，还是这样的批评是否成立。为此我找了方德的原书（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并找了另一本奥威尔妻子艾琳的传记作参照（Sylvia Topp, 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此外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又重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可以对原书的相关内容略作回应，进而表达一下自己对方德整部作品的看法。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她对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解析上。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谁“被看见”？

事实上，关于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方德在原书里的说法比台湾作者的推荐序说得更为夸张。她说：

我读过《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两次，从来没有发现艾琳也在西班牙，我问过的人当中没人记得她。怎么会有人读了一本书，却完全不记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独自一人待在那里，而是与配偶一起？

然而这处论证，首先让我产生的却是对作者方德的质疑。一个读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全书的读者，纵使他再粗心，按我的想法，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临近尾声的一个重要场景：妻子在巴塞罗那的酒店大堂里等着奥威尔，他一出现就迅速带他离开了危险之地：

我来到酒店时，我的妻子正坐在大堂里。她起身朝我走来，让我惊讶的是，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她一只手搂着我的脖子，露出一个甜蜜的微笑给大堂里别的人看，然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出去！”

“怎么了？”

“赶快出去！”

“怎么了？”

“不要站在这儿！你得马上出去！”

“怎么了？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她抓住我的胳膊，已经领着我往楼梯走去。……

这一幕，一下子把一位女性的沉着勇敢都表露无遗，可以说这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远比奥威尔描述的自己亲历的战斗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可是书作者方德竟说自己读了两遍都没有印象，一直以为奥威尔是一个人在西班牙，说奥威尔有意略去她的存在，这样的批判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作者还有一个说辞是，奥威尔在书里有37次提到“我的妻子”——提到37次，竟然还以为奥威尔是孤身一人在西班牙，多么粗心的读者啊——但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艾琳的名字，“没有名字，角色就无法活过来，但如果是妻子这样的职业描述，什么都可以偷走。”

我不懂这背后是不是蕴含了什么最新的理论（妻子是一种“职业描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都是吗？），然而我直觉地以为，这样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见闻记，以“我的妻子”作为统一称谓太正常不过了，用名字称呼反而会显出一丝距离感。如果无视作品的题材，统一按照她的标准，我们翻检一下历史上的著作，恐怕一大批作品都要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了。

以上这些虽然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论证风格，但本身都还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作者的各种公开台词/潜台词里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定位，方德似乎以为，奥威尔写作这样一本书，是要让自己被看见，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勇敢战士形象；好了，他成功了，出名了，世人都知道他了，而与他同样亲历风险的艾琳却不为人知，他把她本应享有的名声“偷走”了。

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作一个男人借战争经历塑造自己形象、赢取公众注目的自我叙事，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偏离书的主旨的了。事实上，读者很容易看出，这本书与通常的战场历险类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它虽然是以第一人称写作，但书中的那个“我”十分低调、黯淡，没有任何光芒（而且绝非做作）：前线的无聊、自己战斗时的笨拙，差一点的致命伤也是因为自己疏忽大意。这里就是一个普通人奥威尔，作者完全不是要写自己多勇敢、经历了多少危险，更不是着意要让自己“被看见”。

由此我们会生出一种感觉，奥威尔写作这本书，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呈现给世人：那些和他一起的马统工党战士，他们日常的真实面貌、他们的理想主义，以及最后也是最令他愤怒的，他们却在左翼的内斗中被污蔑为法西斯而遭到取缔、镇压，不少人被捕入狱乃至被处决；与之同步的，还有后方亲苏媒体对他们的大肆污蔑，编造谣言，以至于真实的他们消失了。这正是让奥威尔愤怒、也是他希望提供见证的东西，与之相比，战争本身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也不重要（当然，艾琳也不重要了）。

甚至在奥威尔夫妇脱离险境、离开西班牙之后，他们向报刊杂志投稿揭露亲苏媒体散布的谣言，也遭到了退稿，理由是会引起麻烦，要不就是与报纸方针不符。这大概使他更加坚定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战士；自己只是提供见证。

这种见证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通过亲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了真实的民众，他们竟然是以立场偏向来判断消息的真实与否——他在以后的《追忆西班牙内战》一文中说：“当时令我震撼、至今也仍令我震撼的是：人们对暴行的信与不信，纯粹取决于政治偏好。人们总相信敌方的暴行，却对己方暴行嗤之以鼻，从不费心查证证据”；他看到了新闻报道可以与事实没有任何关联，而完全按党派要求来编写——“早年我便注意到，报纸从不会如实报道事件，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见到与事实毫无关联的新闻报道——甚至连普通谎言所暗示的关联性都不存在”；他感到，客观真理的概念正在从世界上逐渐消逝。这一切让他深受震撼，或可说也是他这趟行程最大的收获。他意识到，这样的现象可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所以他对凯斯特勒说，“在1936年，历史停止了。”从此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要与这个风车斗争，这最终导向了以后他那几部最成功的作品。

正是因为要做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为自己规定了特别的处理事实的标准：诚实中立，不偏不倚。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左派，而且偏向被取缔的马统工党，但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我们看到的是些这样的段落：

这场战争最让人觉得厌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了解到左翼报刊和右翼报刊一样虚伪欺诈。

站在中立的立场，任何人都会意识到，这件事的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一方……

……警察抓住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这一招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频频使用）。

这些与众不同的事实描述不难让人体会到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时代所发生的那些分化和斗争，想必让他一直陷入一种不间断的“左右互博”之中，他始终不懈地要用自己内心的一部分去克制另一部分。只有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才能这么明晰地表达出那种感觉：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比多数人更客观，但这需要道德努力。 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感受，但他至少可以认清自己的感受，并在判断时对它们加以抵消和校正。

这就是我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主旨的理解，而且我相信这会是奥威尔和妻子艾琳共同的体会和追求（艾琳在很多方面都毫不逊色于奥威尔）。面对这样一部为他人的英勇和无辜提供见证的作品，作者把自己都写得无足轻重，现在一个阅读者突然站出来批判，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妻子写进去？她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她连同她的勇敢、她经历的危险都没有“被看见”——这样的阅读，是否首先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把握了原书的主旨，错失了这部作品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作者方德在她的书里一再强调，自己是要把艾琳从一种充满“漠视、贬低和被动”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把她从“她的自我抹除、她的积极聆听”中找回来，让她发出自己声音。别的例子不说，就加泰罗尼亚这个例子而言，她要让艾琳在这样一本书里“被看见”，艾琳自己会同意她吗？

就在这里，我读到了整本书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段话，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强塞给了艾琳，认为那个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恐怖、目睹了无数诽谤中伤，要为马统工党战友洗刷名誉的艾琳会是与她一样的想法：

她现在发现，她在西班牙的经历已经和她自己分开来了，成为了他的广泛认知；不是因为她，也与她无关……她自己也含糊成了“我的妻子”，她的所作所为、所知的一切似乎都任由他撷取。

她实在找不到言语能形容这种感受。她盯着他这本书的书页，边缘都是她潦草记下的笔记。她确实在这个故事里，却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就像鹰架或骨架一样，消失在最终的结果里，或者遭到覆盖。她想，自我隐退这种习惯，只有在你仍然存在的时候才行得通——故意把自己的角色说得微不足道，反而是一种巧妙地引起别人注意的方式。自我隐退本不该是字面意义上的“消失”，可事实偏偏如此。（注：此处译文据英文有所改动）

这样的艾琳，还是那个主动奔赴西班牙、思想品质丝毫不逊于丈夫奥威尔的那个艾琳吗？这样去为艾琳“争取公道”，并且把这些想法安插在她头上，看似抬高了她，可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贬低？——不仅是对艾琳的贬低，也是对艾琳参与修改的作品的贬低。（艾琳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她在誊写《致加泰罗尼亚》草稿时，还添加了密密麻麻的修改建议。）就艾琳而言，她是被看见了，可这样看见的她，又是怎样的一个她？而就作品而言，我们很难想象，那样一部作品会是什么样子。

“被看见”、“被消声”对于很多被从历史抹掉的小人物来说确实很重要，但不是所有时候、对所有人都重要。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一个谦逊、有美德的人会选择退居一旁，让出中心舞台，这绝非如作者说的是一种“自我抹除”，更不能简单地扣以“父权制下的美德”这样的帽子。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美德。

艾琳：“被看见”不等于“存在”

抛开细节不说，方德这本书还有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地方，是作者看似在为艾琳写一部传记，让她的隐形人生为世人所见——这当然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她的巨大付出——但并没有真正试图去理解艾琳，展示艾琳的丰富面向，甚至为了塑造她的父权制受害者形象而有意遮掩她的某些性情和品格，而这些恰恰是她天性中最与众不同、也很可能是最好的那部分性情和品格。于是她虽然也看到艾琳的美德，却常常轻视它的意义，几乎把它看成是对父权制要求的懦弱顺从，进而也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艾琳人生选择的意义以及最终的悲剧的意义。

艾琳·欧肖内西（1905-1945）是一位家境优渥、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伴读、打字、校对等多项工作，也从事过写作。1935年她在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认识了奥威尔，此时她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本来是很有望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的。也正是这一点，让她周围的朋友（莉迪亚）以及本书作者方德一直为她的婚姻选择可惜。莉迪亚始终不看好这段婚姻，认为艾琳“值得拥有比一个名不见经传、囊中羞涩的作家更好的伴侣”（见西尔维亚·托普的艾琳传记；那位写推荐序的台湾作者也特别突出这一点，强调这段婚姻“把她从格林威治公园对面的气派豪宅带到伦敦北边偏乡瓦灵顿的小木屋里”。）——这让我想到，那些完美得不真实的女性周围往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