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 | 駁張燦輝的〈為甚麼我不能「謙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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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6年5月14日《追光者 Pulse HK News》發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現居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學人）的專欄文章，標題為《橫流集｜為甚麼我不能「謙卑」——回應龍應台的「白骨和平論」 （二之一）》和（二之二）。在文章中，張燦輝以「流亡哲學人」自稱，從香港經驗出發，主要批判龍應台前不久在東京演講提出的「白骨和平論」，同時他也提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楊儒賓「禮讚1949」論述。對此，張燦輝教授質疑：在中共仍持續壓迫人民的背景下，知識分子是否能「禮讚」或「謙卑」。對於張燦輝教授的質疑，台灣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世宏也陸續寫下反駁長文，文章前面部分已經在其個人社交平台上發佈，在完成全文之後，羅世宏教授授權波士頓書評首次全文刊發。就在本文刊發之際，張燦輝教授已經就羅世宏教授的批評文章前半部分做出回應，在《鏡報》發表《避秦、抗秦、迎秦──答羅世宏教授》，主要對羅世宏教授提出的「避秦者卻要別人抗秦」批評做出回應。波士頓書評歡迎更多相關討論文章。

現居台灣的香港學者張燦輝這篇近兩萬字的長文（〈為甚麼我不能「謙卑」——回應龍應台的「白骨和平論」〉，以下簡稱「張文」），不容易反駁。

他費盡苦心，動用了大量修辭技巧——「流亡哲學人」的道德身份、海德格的哲學語彙、茨威格與羅曼·羅蘭的歐洲知識人形象、周梓樂的死亡悲劇、國共內戰期間孟良崮的白骨、香港的淪陷、背叛書寫《野火集》的那個青年龍應台的七十多歲女作家龍應台——把這些全部匯入一篇近兩萬字、引注將近五十條的龐大批判文本。他的文筆有力，他的情感真實，他的憤怒有其根源。

但是，他的真正意圖，不是公共論證，而是道德定罪。

張文企圖完成的，是把龍應台釘在「險惡」與「欺騙」的恥辱柱上。張燦輝在文章開篇就宣告「龍應台比楊儒賓更險惡」，在結尾說「疲憊不是發表欺騙論述的藉口」。「險惡」與「欺騙」，是兩個需要嚴格論證才能成立的道德指控。而這篇文章，用了近兩萬字的修辭堆疊去製造這個印象，卻從未真正完成這個論證。

這就是為什麼這篇文章不容易反駁——它的力量不在邏輯，而在堆疊。每一個意象、每一個歷史細節、每一個哲學引用，都在強化同一個感受：龍應台是危險的，她的論述是欺騙性的，她的影響力是有害的。面對這種立場先行、修辭技巧高超到了甚至有點「奸巧」的批判文章，我的代位反駁可能不一定能減輕張文對龍應台已然造成的侮辱與損害。

然而，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還是需要或者更需要被認真反駁。一個用強大修辭包裹著事實錯誤與論證漏洞的文本，如果不被拆解，它製造的印象就會被當作事實流傳。以下，逐節指出張燦輝文章的事實錯誤、論證問題與雙重標準，讓讀者自行判斷。

一、事實錯誤：不存在的「德國護照」

在進入論證層面的批評之前，有一個事實錯誤必須先單獨處理，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小細節的無心之誤，而是可查證而未查證、並且反覆在張文第七節、第十二節與腳注45的「實際惡意」（actual malice）。

張燦輝在腳注45寫道：

「龍應台一九八六年起移居歐洲，於瑞士、德國居住逾十年，曾任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其德國護照及歐洲生活紐帶為公開資料。」

並在第七節正文中據此推論：

「這個損失由誰來付？龍應台不會付，她有德國護照，有歐洲生活的另一個選項。這只能是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去付，他們大多數沒有別的去處。」

在修辭學上，這種批評技巧有一個明確的名字：境況式人身攻擊（circumstantial ad hominem）。 它的論理邏輯結構是：龍應台有退路，所以她的「和解」呼籲不可信。

然而，這個「事實」，是完全錯誤的。

龍應台曾在公開聲明中明確表示「一生只有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從未申請過任何外國護照，並不存在雙重國籍問題。這是有案可查的公開聲明，發生在2012年她出任文化部長引發國籍爭議之際。當時就已經在各方查證後獲得確認：雖然曾在德國、瑞士旅居超過十三年，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任漢學系研究員及講師，旅歐期間於台灣、中國大陸和歐洲報刊上發表大量作品，但她從未申請德國國籍，從未持有德國護照，持有的一直只有中華民國護照。

這暴露了張文在論證上的三層問題。

第一層：基本查核失職。 張文把「在德國居住超過十年」等同於「持有德國護照」，把「長期居留」等同於「取得國籍」，這是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更嚴重的是，他把這個未經查核的推測，刻意地標注為「公開資料」，以「公開資料」之名賦予虛構事實以權威的確定性，似乎很難辯稱只是簡單的疏忽。

第二層：論證基礎崩塌。 張文在第七節花了相當篇幅進行論證。這個「風險外部化」的批評（龍應台在安全位置說話、把風險留給台灣人），是他整篇文章「發言位置」論述的重要支柱。

第三層：這個錯誤不只出現一次，而是被系統性地置入論述結構。 張燦輝在腳注45把「德國護照」標注為「公開資料」，又在第十二節正文裡再次列舉為龍應台「安全位置」的具體證據——他寫道：

「她是一個從未失去過自由生活空間的台灣作家。她有德國護照、讀者、版稅、講演邀請、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的管道。她的論述產生於一個自由社會的安全位置。」

在這個對比結構裡，「德國護照」是唯一代表「可以離開、有別的去處」的具體符號——護照在政治語境裡承載的，正是公民身份與危急時刻的出路選擇權。沒有了這個符號，他整個「她有退路、台灣人沒有退路」的論述就搖搖欲墜了。一篇引注將近五十條、自我定位為嚴謹批判的長文，竟然在如此容易查核的具體事實上出錯，這就讓讀者有充分理由對文章其他部分的說法提高警覺。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在被指出事實錯誤之後，張燦輝只在文章開頭處加上按語：

「（筆者按：本文第七節提及龍應台擁有德國護照。這不是事實，是錯誤的。筆者對此表示遺憾和感謝評論者指正。）」

輕描淡寫的「遺憾」二字，不知是對誰表達？至今也還欠龍應台一個實實在在的「道歉」。

二、以「發言位置」取代論證

張文的另一個問題是「發言位置」被用來代替論證。這是張文最根本的邏輯問題，而且在文章裡反覆出現。

張文說：「我是一個流亡哲學人。我不是站在學術討論的位置與龍應台辯論，而是站在那些她論述所遮蔽的人……這就是我發言的位置。」（第一節末）他在第十二節又說：「一個從未失去過家園的人談『和平的代價』，與一個失去家園的人談『和平的真正代價』，這兩種談法的重量不一樣。」

此一宣示，確實有其重量。但它也暗藏著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而且剛好是張燦輝自己用來批判龍應台的那種錯誤：以發言位置的道德重量取代論證的嚴謹性。

論證本身的有效性，不因論述者的身份而增減。這是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的基本命題：ethos可以增強說服力，但它不能替代logos。一個流亡者的論點，若論證嚴謹，自然有力；但若以「流亡」本身作為論點的最終依據，便是訴諸pathos而短於logos。

更深的問題，是張燦輝在第十一節批評龍應台「以女性文化知識分子的身分獲得修辭豁免權」，說她的論述「不依賴嚴謹的論證，而依賴文學意象」，說她因此享有「其他男性學者無法獲得的道德豁免權」。

不管這個怪異的批評能否成立，但它立刻撞上自己發出的迴旋鏢：張燦輝自己在第十二節，以「流亡哲學人」的身份，為自己的論述賦予一種超越論證的道德優先性。他批評龍應台以身份取代論證，自己也在以另一種身份取代論證。這種邏輯陷阱為 tu quoque（你也一樣）：當批評者自己也同樣違反高舉的標準，整套批評的一致性就崩塌了。

他批評龍應台的那把尺，也必須用來丈量自己。

這裡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再推進一層，因為它涉及一個比邏輯一致性更根本的倫理問題。張燦輝的「發言位置」論述，建立在「失去家園者比未曾失去家園者更有資格談代價」這個前提上。但他在第十二節說得清楚：他在2020年離開香港，先到英國再到台灣。他已經離開了那個被中共吞噬的地方，在台灣這個他要求其人民保持警惕、不容討論與努力尋找和解可能性，且應該勇敢承擔抵抗代價的地方，找到了新的生活位置與寫作據點。

用他批評龍應台的那個邏輯框架來分析：他是一個已經離開「秦國」的人，卻要求別人抵抗「秦國」。他自己避的是香港之秦，而他要求挺身抗秦的，則是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其中大多數人，正是他自己說的「沒有別的去處」的那群人。他要求別人承擔的抵抗代價，但若兩岸戰爭真的發生，首當其衝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而不是他本人。

「本身是避秦者，卻要別人抗秦」——這個倫理矛盾，與他對龍應台的指控，在結構上幾乎是完全等同的。他批評龍應台以安全位置發言、把風險留給台灣人；他自己以流亡者身份移居英國與台灣，把只能抵抗、且不容和解的未來代價留給台灣人。兩者的差別，不在於倫理結構，而在於修辭包裝：他義正辭嚴（但錯誤地）指控龍應台的安全位置是「有退路」，難道他自己沒有嗎？

三、龍應台到底是要求「誰」謙卑？

張燦輝的文章標題，有如抗議般的大聲宣告「我不能『謙卑』」，但問題是：到底誰要你「謙卑」了？

我必須說，我想被他文章所引用的資深記者與主筆夏珍也會同意我這麼說：張燦輝的憤怒，其實大多是出於對龍應台演講和文章的嚴重誤讀。

因為張燦輝理不直卻氣壯地在文章第四節裏這樣批評龍應台：

「她說自己在向強者呼籲謙卑，但她的話只能傳到弱者那裏。在物理上，她是在跟弱者說話。」

他寫道：「她的『謙卑』即使是衝着北京說的，北京也聽不到。她的話實際上抵達的耳朵，全部都在台灣。」

這裏，你有沒有發現張文的論證邏輯很怪？張文的怪奇邏輯是這樣的：因為中共聽不到龍應台要它謙卑的呼籲，而實際聽到的只有台灣人，所以這樣就變成了龍應台在要求台灣人謙卑！！！

這個論點太奇怪了，而且還是建立在三個可查核的事實誤判之上。容我囉唆地逐一指出如下：

第一，那場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講座的聽眾，大部分是大陸出身的人，而非台灣人。

張燦輝的整個「物理上只能抵達台灣讀者」的論點，部分建立在「東京演講的受眾是台灣人」或「讀到她在發表在台灣報刊上文章的只有台灣人」的這個隱含前提上。但事實是，那場講座坐滿五百多名華人聽眾，其中大部分是大陸出身的人。換句話說，龍應台的話在演講現場就已經直接抵達了大陸出身的受眾——張燦輝「論述只能抵達台灣人的耳朵」的物理斷言，在演講當晚就不成立了。

第二，日本有近百萬大陸出身的華人，被完全忽略。

張燦輝的論點隱含「在日本出版＝讀者只有台灣人」的假設。但日本本身就有龐大的大陸出身華人社群，單在日本就有近百萬華人（不包括港、台）。《大江大海1949》全球唯一的簡體字版終於在日本出版，其首要觸及的讀者，正是這群在日本的大陸出身華人，而非台灣人。台灣人本來就生活在自由閱讀的環境裏，根本不需要繞道日本讀簡體字版。「在日本出版就等於只對台灣人說話」，是一個對閱讀社群地理分布的根本性誤判。

第三個事實錯誤：日本出版社讀道社負責人張適之先生自承，在日本出版簡體字版的初衷明確是為了讓大陸讀者讀到，也認為大陸讀者更「應該」讀到這本書。封面更印著「簡體中文版，遲到了十七年」——這句話本身就是對大陸讀者說的，不是對台灣人說的。

從演講現場到出版者身份到封面文案，每一個環節都指向同一個事實：這本書的目標受眾是大陸讀者，不是台灣人。

無視於這些事實，張燦輝卻說「她的話實際上抵達的耳朵，全部都在台灣」——但這個「全部」，在龍應台演講的當下就是錯的。

「她的聲音在大陸被封鎖」是事實，中共政權至今不允許《大江大海1949》在大陸境內公開發行也是事實。但「聲音被封鎖」與「聲音只能抵達台灣」是兩回事。張燦輝把前者偷換成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