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 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生命政治吗？

编者按：2016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学教授希尔盖·普罗卓罗夫（Sergei Prozorov）出版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命》（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这是首部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视角系统剖析苏联社会主义的学术专著。它打破了传统的极权主义范式，通过批判性地对话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西方主流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独特治理逻辑。这似乎是一个关乎到中国人自身的话题。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聚焦普罗卓罗夫《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论证斯大林主义拥有独特“建构主义”生命政治：不同于自由主义/纳粹的“自然主义”保护现有生命，它旨在通过意识形态转化、暴力清除旧生命形式，强行塑造“苏维埃新人”，使社会主义从理念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该模式将意识形态直接转化为生命政治实践，导致极端死亡政治。作者借此弥补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忽视社会主义的盲点，并启发对中国毛主义生命政治的思考。

自福柯第一次系统阐发“生命政治”概念以来，西方生命政治研究一直聚焦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很少有人将之应用于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政体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福柯（M.Foucault）、阿甘本（G.Agamben）、埃斯波西多（R.Esposito）等生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只有其为数不多的言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而且即使这些言论也无不将后者笼统归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范畴，对其特殊性则未能给予应有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University of Helsinki）教授希尔盖.普罗卓罗夫（Sergei Prozorov）的《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命》（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就显得极为非同寻常，它要弥补的正是上述缺憾。本书不但是“第一本从生命政治角度研究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书”（见该书封底介绍），而且它力图证明斯大林的生命政治具有一整套不同于西方主流生命政治的理念和操作方法。

一、一个双赢的研究计划

希尔盖.普罗卓罗夫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生命政治”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生命政治“等同于各种社会医学的管治介入（sociomedical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这种介入意在通过增长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等，寻求积极影响人口的生命。”[1] 广义的生命政治则“不再局限于只关注严格属于生物学的（物质的和自然的等）方面，而是将探索深入到由管治理性（rationalities of government）所设定并确立的生命形式。”这样理解的生命政治，“不是将生命政治与意识形态加以分离，而是提出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生命政治这个问题”，换言之，“意识形态观念如何通过管治实践（governmental practices）而转化为生命。”[2]作者认为，这样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与自由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是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多等人的生命政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的比较中，离析、辨认出斯大林主义生命政治的特殊性，而不是将它们混为一谈。

在希尔盖.普罗卓罗夫看来，自由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首先指向对生命——或者是通过经济术语界定的生命，或者是通过种族术语界定的生命——的保护，而斯大林版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则致力于转化生命：通过贬低、消灭当下的、现存的生命形式（present form of life），推崇将要成为的生命形式，来迫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本书所着重分析的1928-1932年是苏联“二次革命”时期或“大跃进”（Great Break）时期[3]，其特点是清算前革命时期的遗产，强制推行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些过程所充斥的骇人暴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为了迫使社会主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必须清除与这种理想冲突的生命形式，致命暴力铭刻进了社会主义的建构之中。

对于性、犯罪、精神病等的管治，是福柯谱系学研究的对象，正是从中诞生了生命政治理论。此后，生命政治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各种形式的、特别是自由主义管治施加于生命的权力理性。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公共健康领域，而是广泛涉及政治权力介入生命的方式（如将生命当作保护、规训、转化的对象等等）。作者认为，“从生命政治角度看斯大林主义，并不仅仅是关注其医学的或社会的政策，而是强调生命之于斯大林主义的管治理性的核心地位。”[4]这里涉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差异：前者为意识形态-官僚制(ideo-cratic)，突出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生命-官僚制（bio-cratic），其雄心是赋予这种意识形态以现实性，“斯大林主义政治的基本任务，不是维持和加强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苏联社会的统治——这个目标斯大林的前辈已经完成，而是使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教条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命形式。”[5]这样，引入生命政治，将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另一方面，在普罗卓罗夫看来，将斯大林主义引入对生命政治研究，于后者而言也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它一直忽视了苏联的经验。斯大林模式的生命政治极大地不同于西方的生命政治模式——包括自由主义的和纳粹主义的（这个主题本文将在后面展开）。普罗卓罗夫将经典的西方生命政治范式称之为“自然主义”。[6]作为西方生命政治理性的基本原则，自然主义旨在保护既有的生命形式，而“苏联生命政治的目标是建构作为新生命形式的社会主义，它是强烈地反自然主义的（anti-naturalist），其动力是在生命的各个方面超越自然的或准自然的状态。”[7]西方生命政治的自然主义定向导致其采用安全视角（securitarian approach），其任务是保护原本如此的生命(life as it was)（故常常采取消极、不干预的方式）；而苏联生命政治则是建构主义的，它认为自然如此的生命没有价值，只有将要成为的那种生命才有价值。在纳粹主义的模式中，安全逻辑的走火入魔导致以种族自我保护名义对“劣等种族生命”施加暴力，而在斯大林建构主义的生命政治中，对暴力的滥用（大大超过了自然主义）是其塑造“苏维埃新人”这个雄心壮志的必然结果。“苏维埃新人”不仅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也是一套斯大林主义的管治操作——将“苏维埃新人”的理想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生命。所以，斯大林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是意识形态教条的生命政治实现或实施（realization or effectuation of ideological maxims），是意识形态与管治的交叉、叠合。[8]

高调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在实施（按照这个理想去生活）过程中生产出大量死亡，这是因为它将所有实际存在的生命价值虚无化：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生命是虚无，必须予以歼灭，只有将要成为的那种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从镇压反革命、肃反、强迫集体化导致的有组织饥荒，到对犹太人的清除，都是极度暴力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必须以千千万万现有的生命作为祭奠。因此这个貌似积极致力于新生命生产的工程，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斯大林主义创造“苏维埃新人”的生命政治规划，既致力于积极转化人类生命，又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摧毁生命的暴力。

二、福柯：与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失之交臂？

在福柯所创始的生命政治主流话语中，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实践基本上是缺席的。福柯、阿甘本和埃斯波西多都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而苏联研究则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普罗卓罗夫称这种现象为“互为盲点”。[9]

福柯关于苏维埃生命政治的为数不多的讨论主要见于其《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法兰西学院课程），它们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中显然不占突出位置。更重要的是，福柯把苏联经验——从美学到劳动关系，从精神病学到集中营——都归入了西方的管治合理性。为何会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福柯的欧洲中心主义导致他不认为苏联的生命政治有什么独特之处。尽管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秩序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在规训层面和生命政治实践层面，它又努力模仿西方资本主义。

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后，从政治角度看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换了人，从经济角度看与资本主义国家决裂了，实现了公有制，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则更与西方南辕北辙，但其管治技术（涉及到家庭生活、性、身体等）依然“直接借自其意识形态的对手”，只增加了所谓“党的纪律。”[10]即使是苏联生命政治的典范古拉格，也只是从西方借来的管治技术“军火库”中的又一武器。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巨大差别则被忽视了。福柯的兴趣在管治而不在意识形态，因此他强调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是可以理解的。在晚于《必须保卫社会》的《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福柯继续重复自己的观点：苏联或许提出过自己的经济理性、历史理性等，但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只能联系于各种类型的治理术、主要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才能得到实施，“也许社会主义还会与其他一些治理术嫁接。……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目前来讲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11]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社会主义生命政治？普罗卓罗夫的回答不但是肯定的，而且在他看来，福柯关于种族主义的谱系学考察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生命政治和管治理性的意思。事实确实如此吗？让我们看看福柯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1976年1月28日的课程中，福柯对种族主义进行了谱系学分析。他首先从区分“历史话语”与“反历史话语”开始。福柯认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古老的主权权力话语，为权力辩护，巩固权力，它讲述的是“国王、掌权者、君主和他们胜利的历史。”[12]通过这样的历史来使人慑服。16、17世纪初以后，出现了一种与上述主权历史话语相对的“反历史话语”，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反（主权）历史的历史话语，在这里，“历史话语不再是主权话语（discourse of sovereignty），甚至不再是单一种族话语，而是多种族的、种族冲突的，通过民族和法律来进行种族冲突的话语。”[13]反历史的历史话语强调差异、对抗、断裂，人民与君主、民族与统治者的同一性消失了。“反历史”不是庆贺、纪念和强化主权权力，而是通过把主权重新讲述为压迫与臣服的故事来寻求削弱它。反历史话语揭示了权力的非正义性，表明“反历史的历史”的使命就是“指出法律在欺骗，法律在掩饰自己，权力在制造幻觉，而历史学家在撒谎”。[14]这是在主权及主权主导的历史话语中没有权力的、在官方历史中缺席的下层人讲述的反抗话语，是一种“刺激觉醒的话语和召唤”，下层人意识到“我们不曾有权利也不曾有光荣，而正是为此我们要发言，开始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15]

福柯指出，反历史话语中描述的这种对抗，一开始是依据“种族”斗争术语表述的，但这个“种族”概念并不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如雅利安人、犹太人等等），而是指社会中两个集团的“历史-政治划分”，其中的受奴役者并不限于狭义的受奴役“种族”。“这种话语认为在历史上有两个种族：两个起源于不同地区的集团；两个集团至少在起源上没有相同的语言，经常地也没有相同的宗教；除非以战争、侵略、征服、战斗、胜利和失败为代价，简单地说以暴力为代价，这两个集团才能组成政治统一体。最终人们要说，有两个生活在一起的集团，因为由特权、习性和法律以及财富的分配和权力使用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差异、不对称和障碍，不能融合为一体。”[16]阶级显然也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种族”。

接着福柯分析了上述反历史话语与17、18世纪革命话语的关系。首先，革命话语出现于17世纪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法国（又称“历史-反抗”话语、“历史-请愿”话语），属于上述种族形态的反历史话语的后裔（福柯称之为“革命形态的反历史”）。他还引用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讲的一段原话：“我们的阶级斗争，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从哪里找到的：我们在那些讲述这种种族斗争的法国历史学家那里找到的。”[17]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话语、革命话语，与种族斗争话语存在紧密的亲缘关系，可谓同宗同源。

到19世纪，又出现了若干新趋势。第一，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与种族斗争话语逐渐分离，前者用社会经济地界定的“阶级”取代了“种族”；第二，出现了通过生物学和医学话语“重新编码”的种族主义话语（即纳粹式的种族主义，福柯在同年3月17日的讲座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分析）。这种种族主义以一种生物学-医学的视角表面上继承、但实质上重新改造了原先的种族斗争话语，它是一种“准确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认为国家应该是种族一元性、纯洁性的保护者。“种族纯洁性的观念，以及所有它同时附带的一元主义的、国家的和生物学的内容，这一切将取代种族斗争的观念。”[18]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用种族一元性观念取代了种族斗争观念。或者也可以说，它对种族斗争话语进行了生物学的改造，种族斗争不是基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斗争，而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种族”对另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种族”的灭绝。经过这样的转换，这种种族主义话语变成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种族纯洁性、一元性的工具。如果说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保持了反历史话语的那种削弱国家稳定性、一元性的功能，强调社会、国家的对立和斗争；那么，这种生物医学化的新种族主义话语，却开始用于相反的目的。这样，这种通过生物学-医学术语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