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i|从希望到阵痛：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转型与命运

编者按：《新中国综合症：1979-2005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The New China Syndrome: The Early Rise of Red Capitalism 1979–2005》是美国小说家和理论家伦·布拉肯（Len Bracken）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本书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从1970年代末的经济政策转型，到四分之一世纪后由此产生的环境与社会后果。基于深入分析和第一手报道，《新中国综合症》收录了作者拍摄的中国北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的130幅原创照片。本文是该书的最新评论，文章讲述了本书作者三次中国之行亲历与1979年珍贵照片，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迁与阵痛：血汗工厂、先污染后治理、金融脆弱及土地财政催生的房奴困境。文章串联周恩来、邓小平留法经历对改革的影响，对比法国五月风暴与中国文革，并引用《红色资本主义》剖析2005年后金融改革回潮。同时深入中国权谋文化与道家“无为”理想，联系当下年轻人“躺平”，感慨改革曾近“道”却转瞬即逝。

“1968年五月的法国，那居高不下，曾令专家们深感遗憾的自杀率，几乎降到了零。不过是一场大罢工而已，这个春天依然拥有晴朗的天空，因为几辆汽车被烧毁，而其余的汽车则因缺乏汽油而无法造成污染。每当下雨、当巴黎上空阴云密布时，切记这都是政府的错。异化的工业生产带来阴雨，而革命带来晴空。”

开篇这段引文选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1971年的短文《生病的星球》（La planète malade）。其中“异化的工业生产Alienated industrial production”是指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类劳动和生产完全脱离了人的本质需求，反而转变为奴役人类与破坏自然的异己力量。如何对抗这种异化的工业生产，他寄望于类似法国“五月风暴”的大罢工，情境主义者将其视为拯救异化生活、重塑自由共同体的一场短暂革命实验。

这段充满了情境主义标志性的讽刺、反判与激进批判的语录极易引起被压迫者的共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1964年说道。如果穿越到1968年五月的法国，去亲眼见证这场现代欧洲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罢工，看到法国青年和学生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反抗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口号，你会以为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居伊·德波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定想不到有人会用他的这段话来形容“后毛时代“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这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的那句：“走资派还在走”。

然而更有意味的是，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样，都曾经于19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们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动荡、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这彻底打破了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还赋予了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以及务实救国的政治作风。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不仅考察了法国，还深入考察了英国的煤矿和工业区。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欧洲工业、罢工和经济危机的通讯。这些观察对他后来执政期间提出“一五计划”和“四个现代化”蓝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他的国际视野，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法国戴高乐总统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契机，成功实现了1964年中法建交。这是新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国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和克鲁梭钢铁厂的做工经历，让他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中极少数亲身融入过西方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人。这种早期记忆直接投射到了他50年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

我们知道，不同于英国的“妥协递进”的民主转型，即通过保留传统框架并不断注入民主内涵，从而实现低成本的制度更迭，法国走的是“断裂重塑”路线，由于旧制度的僵化与极端对立，不得不通过一次次革命（1789年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等）打破旧体系，直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才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的情况更类似法国，民主转型之路异常艰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这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让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一切资源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在政治高压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中国人民再也不愿继续过那种每人每月二两肉二两油的生活了。

这本《新中国综合症：1979-2005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用翔实的史料，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三次中国之行，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在转型期间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段跨越二十六年的记录，仿佛病理切片，向世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的阵痛——“综合症”。但从另一个角度，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背景下来考量，这二十六年是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最安定与富足的时期，没有之一。

即使在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程，人们记忆里更鲜明生动的应该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壮观隆重的开幕式，亮如白昼的烟花秀，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最生动的展现，是中国加入WTO后交给世界最美丽的答卷。

然而，盛大的开幕式，亦是盛大的闭幕式，绚烂如烟花，热闹过后是寂寞。

在金融与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沃尔特（Carl E. Walter）与罗纳德·豪斯（Ronald J. Howes）合著，于2011年首次出版的《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中（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他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其中提到2005年，作者认为，2005年是理解当今中国金融市场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标志着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金融改革”最后一次大推进”的终点。此后，股票、商品和债券市场虽然仍在运作，为中国赢得了WTO意义上”市场经济”的表面光环，但1998年启动的改革始终未能真正完成，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始终处于脆弱状态。

银行改革削弱了财政部对建行、中行的投资地位；商业票据业务侵入了发改委对企业债的管辖领域；向外资出售证券公司控股权则直接挑战了证监会的地盘。媒体甚至开始称汇金为”金融国资委”，而央行还提出设立”超级监管机构”整合银行、证券、债券市场监管权——这等于中央监管部门的权力都下放到央行。

由于周小川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是”跨部门、集权化”的，必然会引发既得利益部门的联合反弹；而恰恰在2005年，能够压住这种反弹的两位政治靠山（江泽民、黄菊）同时”退场”，权力真空之下，官僚体系的自我平衡机制迅速把改革拉回了碎片化的常态。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改革一直是照抄美国模式——花旗、大摩、高盛被视为金融实践与智慧的巅峰。但雷曼倒台、美国金融体系近乎崩溃，让这套”参照系”瞬间失去了信誉。问题是，美国模式垮了，但中国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新模式，于是银行”突然失去了约束”，一边疯狂放贷，一边抢夺各种金融牌照——作者形容这更像是”退回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式计划模式的翻版”。

但令金融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是，随后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化和获取建设资金，主动选择了以土地出让、土地金融为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这种财政政策将土地资产化，作为信用背书去撬动银行贷款，进而催生并支撑了长达二十年的房地产经济大繁荣。

比起枯燥的理论分析，这本二十年前写成的《新中国综合症》，用生动感性的笔调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看着画面中的芸芸众生，挣扎在尘世里的身影，同情油然而生。那种世事无常的命运无力感，挥之不去。1979年的中国，中美建交，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开启对外开放。人民在满怀希望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面临的是“血汗工厂”、“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代价将由他们来承受。1997年，举国欢庆香港回归，但没有人料到，二十年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也失去了“东方明珠”的光彩，不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购物天堂”，大批香港人选择移民离开。2005年的街头民众，镜头里他们或平静或高兴，但不会想到他们正走在成为“房奴”的路上。决定他们命运，操纵他们生活的那只“权力”的大手，若隐若现，翻云覆雨。古人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为一个曾在中美建交伊始就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与热情，对中国式权谋斗争、权力交替印象深刻。游览赤壁是令作者难以忘怀的经历，《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精彩绝伦。然而历史的真相要比演义残酷得多，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不仅是英雄辈出的史诗，更是华夏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灾难。从东汉巅峰（公元157年）时期的 5648万人到三国巅峰（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家人口加起来仅剩 1600多万，全国人口锐减70%。这样的人口大灭杀，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发生了14次，其中“人相食”的惨剧屡见不鲜。

中国历史经历了长期的群雄割据、改朝换代以及极其残酷的宫廷政治，其中权谋必不可少。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三十六计”在《三国演义》中都能找到鲜活的例子，除了书中提到的“蒋干盗书”——“反间计”，还有著名的“美人计”——王允借貂蝉离间董卓、吕布，最终除掉董卓；诸葛亮用“空城计”，让司马懿退兵；周瑜和黄盖设“苦肉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诱使曹操上当，最后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将“兵不厌诈”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十六计》深受《易经》和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充满了物极必反、阴阳转换的辩证法。它告诉人们，眼前的危机可能是转机，表面的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本意是劝导人们顺其自然，适可而止，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政治哲学。然而，兵家和谋略家在吸收这些思想时，进行了“工具化”的改造，从被动顺应发展为主动利用。当哲理被简化为具体的、追求绝对胜负的操作指南时，它就从形而上的“天道”变成了形而下的“权术”，将“有智慧”等同于“会算计”。

以《三十六计》为代表的东方谋略文化，与西方推崇的契约、法律和程序正义，恰好构成了人类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博弈范式，这也是中国人可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文化根源。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官方正统。儒家在台面上强调“仁义礼智信”，排斥阴谋诡计，认为那是“小人所为”，但在实际的政治和利益博弈中，儒家的仁义往往流于表面。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儒表法里”或“阳儒阴道（兵）”的现象。

面对权力的肆意妄为，本书作者凭借近乎直觉的本能，对“道家“的”无为”推崇备至。道家创始人老子希望君王能减少贪欲和过度的政令。统治者“无为”（不折腾百姓），百姓反而能自然顺应规律，达到“无不为”（什么事都办成了）的效果。其后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由于他生活的战国中期，生活更加残酷。庄子发现普通人根本无法决定政治，于是他把“无为”带入了个体的精神世界，让人放下执念，顺其自然。

不幸的是，道家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实践过，它只是作为一种理想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美好。这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灵魂之一。如果说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感，老庄思想则为文学注入了超越世俗的审美情趣、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灵动的艺术想像。盛唐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巅峰的代表人物李白，被称为“诗仙”，其诗作中飘逸洒脱的气质、对仙境自然的描摹，无不渗透着庄子的逍遥意趣。宋代文人苏轼，其词与散文，如《前赤壁赋》中对天地变化的哲理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直接取材于老庄的齐物观与变化论。

当李白登上黄鹤楼，面对崔颢写的《黄鹤楼》——这首被誉为“唐人七律之首”的大作，他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而搁笔，充分体现了老庄思想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对权力的抵抗也是道家式的“无为”，他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接对应到三十六计里的最后一计：走为上。

在居伊·德波赞颂用“大罢工”来对抗“异化的工业生产”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实——天文数字的房价；常态化的996工作制；学历贬值，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形势。万般无奈的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以此来反抗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与《新中国综合症》中的“大休息Big Rest”不谋而合，从而使该书带有了预言性的色彩。

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拍摄于1979年的大量照片，在相机还不普及的年代，相关的影像资料弥足珍贵。我望着照片里的同胞，既熟悉又陌生。1979年-2005年，短暂的26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于1979年的中国人，可能是出生于2005年的年轻人的父辈，他们那时刚刚睁开眼，开始看世界，百废待兴，一切欣欣向荣。那时连西单墙也不仅仅是一堵墙，而是一条表达心声的“言路”。那时的他们没有料到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表达心声的网络入口处却耸立着真正的“高墙”——防火墙；更没有料到他们的孩子会在今天宣告：“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希望通过重温这本书，和大家一起回顾自1979年以来，新中国筚路蓝缕的每一步。中国人曾经离“道”那么近那么近，然而如梦似幻，转瞬即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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